六位国籍主教祝圣百年纪念与中梵临时协议

韩清平神父

北京（信仰通讯社）—在此，我们全文发表韩清平神父的文章《借六位中国主教祝圣百年纪念，谈“宗教中国化”的意义》：
引言：从一场百年纪念说起
1926年10月28日，六位中国籍神父——湖北浦圻教区的成和德（方济会士），河北安国教区的孙德桢（遣使会士），浙江台州教区的胡若山（遣使会士），河北宣化教区的赵怀义（北京教区神父），江苏海门教区的朱开敏（耶稣会士），山西纷阳教区的陈国砥（方济会士）——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为主教。这一历史事件，距离1685年福建福安的罗文藻神父被祝圣为首位中国籍主教，已经过去了整整二百四十一年。
对于中国天主教会而言，由中国人担任中国教会的领导人，不是一场单纯的人事任命，更是中国教会真正迈向“本地化”（localization）和“主体性”（subjectivity）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教会开始逐渐摆脱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主宰全球的殖民主义和“保教权”体系下，形成“传教区教会”（Mission Church）的身份，向着一个拥有本土神职人员、本土文化表达和自身牧灵责任的本土教会（Local Church）发展。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人们重新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时，很难不联想到2018年9月22日中国与圣座签署的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尽管这份协议仍然处于不断调整、续签和完善之中，也未能彻底解决中梵关系中遗留下来的所有复杂问题，但它至少在主教任命这一核心议题上，找到了一种建立在历史经验与现实条件基础上的折中方案，从而避免了长期以来围绕“合法”和“非法”、“公开”与“地下”所产生的教会撕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宗教中国化”，更具体一点讲，“天主教中国化”，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一种行政政策和外交关系，而应成为一个涉及教会论、文化认同、牧灵实践以及福传模式的综合性议题。
一、从罗文藻到六位中国主教：教会本地化的漫长道路
于1616年生于福建福安的罗文藻，成年后领洗入教，于1654年在菲律宾接受长时间的培育并被祝圣为首位中国籍神父。二十年后的1674年，他被教宗格莱孟十世任命为南京代牧区主教，但受到道明会马尼拉省会长嘉德朗（Antonius Caldron）神父的反对，其祝圣过程被人为地延误了近十一年，直到1685年，在教廷的亲自干预下，才被伊大仁（Bernardinus della Chiesa）在广州祝圣为主教。获祝圣后不久，他便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祝圣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技各有不同造诣的万其渊、吴渔山、刘蕴德三人为神父，足见其对培育国籍神职的高度重视和迫切心情。
表面上，嘉德郎等人反对中国人担任中国教会的主教可能源于文化、语言和沟通问题，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十七世纪欧洲传教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长期以来，天主教传教事业高度依赖欧洲修会和殖民帝国体系。虽然耶稣会士利玛窦曾提出“适应”（accommodation）原则，希望使基督信仰扎根于中国文化，但在实践中，中国教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本地司铎虽然不断增加，却难以进入真正的决策层。再加上由“保教权”带来的政治和外交纠纷，让原本只是对中国传统礼仪的不同意见，也最终被升级为教廷和清廷之间的外交冲突，因此而为后来康熙颁布的“禁教令”埋下了伏笔；其负面效应一直延续至今。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又进一步被卷入帝国主义扩张的阴影之中。教会与西方列强之间复杂的历史联系，使得“中国教会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教会”这一问题，显得愈发迫切。因此，1926年的六位中国主教祝圣，不仅是一次教会内部的人事安排，更意味着罗马开始重新思考普世教会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这一转变，则得益于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宗座牧函的精神和于1922年到华的首位教宗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从比利时籍遣使会转变为中国籍耀汉（意思是光耀中华）的雷鸣远（Vincent Lebbe）神父。
值得注意的是，比约十一世在祝圣礼中强调，中国教会必须培养自己的圣职人员和领导者。这种思路后来被《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和《教会传教工作法令》（Ad Gentes）进一步发展，并最终成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重要精神之一。
二、2018年临时协议：历史问题的现实回应
如果说1926年的祝圣解决的是“中国人能否成为中国主教”的问题，那么2018年的“临时协议”所面对的，则是“中国主教如何产生”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天主教会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关系等多重因素，主教任命长期成为中梵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
几十年来，“地下教会”与“公开教会”的并存状态，虽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其现实原因，但也给教会生活带来了深刻伤痕： 第一，教会共融受到挑战；第二，地方教会治理陷入困难；第三，信友群体内部长期存在身份认同的分裂；第四，福传工作被政治和外交争议不断消耗。2018年签署的“临时协议”并不是完美的制度设计，但它至少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当代中国，主教任命问题不可能脱离中国的现实政治结构，也不可能脱离天主教关于宗徒继承与教宗共融的神学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协议并非有关双方简单的外交妥协，而是一种历史性的探索。它试图在国家主权与教会普世性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三、梵二精神下重新理解“宗教中国化”
长期以来，“宗教中国化”这一概念常常被置于政治语境中讨论。然而，如果仅仅从行政管理或意识形态角度理解这一命题，就容易忽略其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实际上早已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神学框架，来阐述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的普适性（universality）和大公性（catholicity）。仅举几例——
《礼仪宪章》写说：“教会培养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优长与天赋；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教会都惠予衡量，并且尽可能保存其完整无损，甚至如果符合真正礼仪精神的条件，教会有时也采纳在礼仪中”（37段）。《教会宪章》指出：“为建设基督之国，教会丝毫不损及任何民族的现世福利，反而促进采纳各民族的优长和善良的风俗，采纳时即加以净化，加强与提高”（13段）。《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强调“因教会的性质及使命，不为任何个别文化形式，或经济社会体系所束缚，为了这种大公无私性，教会才能在人类各团体及各国间，成为一个联系他们的纽带”（43段）；《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则明确提出：“由天主圣道的种子，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本地教会，应该藉自己的力量与成熟去求发达，靠着本有的圣统与信众相配合，以及为度教友生活所需的相当资源，为整个教会的利益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6段）。
换言之，“梵二”所强调的“大公”（Catholic）并不是文化和礼仪表达、组织形式、管理模式上的单一化，而是在保存信仰核心的同时，允许不同文明发展出各自的表达方式。
“梵二”后的第五十个年头，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劝谕中进一步阐述说，基督徒的讯息并非单一的文化形式，而是能够在不同民族的历史经验中不断获得新的表达（参见“第四章：福传的社会幅度”）。这一思想，在以“同道偕行”为主旨“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会议”的《最后文件》中，被概括为“多元中的合一”（unity in diversity）但不是“整齐划一”（uniformity）（参见26段）。因此，“宗教中国化”若要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它所追求的，不应是基督宗教对中国文化的简单适应，也不应是文化对宗教的完全同化，而应是在保持福音核心的前提下，实现信仰与中华文明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互塑造。
四、中国化的真正挑战：从制度适应走向精神创造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教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独立，那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更大的挑战，则是精神创造。事实上，中国文化拥有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的仁爱与修身，道家的自然与无为，佛教的空性与慈悲，都为基督宗教提供了新的诠释空间。历史上，利玛窦、艾儒略、卫匡国等传教士曾努力寻找福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但这项工作尚未完成。今天，中国教会所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使用中文礼仪、建筑风格和民族音乐，而是在哲学、人类学、灵修学和心理学层面，建立一种真正属于中国语境的基督信仰表达。这一任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本地化”的范畴，而进入了文明互鉴的领域。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知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与德国汉学家和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之间的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范例。
卫礼贤将《太乙金华宗旨》《易经》等中国经典介绍给欧洲知识界，而荣格则试图借助这些思想，突破西方理性主义和机械科学的局限。在荣格看来，道家的阴阳观、佛教的内观传统以及基督宗教关于心灵皈依的经验，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体系，而是人类精神世界不同层面的表达。他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理论、“共时性”（synchronicity）概念以及对集体无意识的探索，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启发。
值得注意的是，荣格并没有简单地“东方化”基督宗教，也没有把东方思想纳入西方框架之中，而是在两种文明的相遇中，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精神语言。对于今天讨论“宗教中国化”的中国教会而言，这种经验具有重要启示：真正的中国化，不是将福音削减为传统伦理，也不是将中国文化降格为宗教装饰，而是在两种伟大传统之间创造新的理解方式。未来中国教会最珍贵的贡献，也许并不在于制度创新，而在于能够向世界提供一种兼具基督精神、中国智慧和现代科学意识的新的人文视野。
结语：百年纪念的真正意义
1926年的六位中国主教祝圣，标志着中国教会开始拥有自己的面孔；2018年的“临时协议”，则意味着中国教会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道路。
就像我们今天纪念一百年前的那次历史性的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再过百年（应该更短）之后，人们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回顾一份目前内容尚未公布的文件本身，而在于重新回答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中国天主教会究竟如何既保持与普世教会的共融，又能够真正扎根于中国社会、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如果“宗教中国化”最终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它终究只是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唯有当它成为文化创造、灵修更新与文明对话的过程时，它才可能真正成为中国教会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罗文藻到六位中国主教，从梵二会议的文献到《福音的喜乐》劝谕，从中梵“临时性协议”到第十六届普通常规世界主教会议的《最后文件》，从明末清初的利玛窦、艾儒略、卫匡国等人到上世纪上半叶的刚恒毅、雷鸣远、荣格、卫礼贤等西方教会人士和学者同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的相遇、交融及合作，这条走了四百多年的道路仍未结束。
或许，真正属于中国教会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Agenzia Fides 14/0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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