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首批国籍主教祝圣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照亮今天中国教会发展的“新起点”

Marie-Lucile Kubacki
罗马（信仰通讯社）—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教宗比约十一世在圣伯多禄大殿内祝圣了六位中国籍司铎为主教。这六位司铎被委派往中国各地的宗座代牧区和宗座监牧区领导地方教会。一百年后的今天，二O二六年十一月五日，圣座福音传播部主办的《在中国的普世教会面容——首批中国主教祝圣百年》国际研讨会在宗座传信大学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枢机、主教、学者，以及两位专程从中国前来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回顾这段历史，并以当年那个“新起点”为参照，重新审视天主教会在孔子故乡——中国所走过的整个历程。
从传教事业走向地方教会
在上午的会议环节中，北京总主教区李山总主教表了讲话。首先，他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纳入一段漫长的历史背景加以介绍。指出，“我是北京教区的主教，我本人就出生在北京。北京曾是天主教在中国最早的教区。1294，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受教宗尼古拉斯派遣，到达北京传播福音，中国人因此得闻救恩喜讯”。随后，他谈到了利玛窦。一六O一年，利玛窦抵达北京。他坚信“必须怀着尊重的心态，从当地文化传统出发，才能让福音种子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李山主教继续表示，“我的基督徒先辈及我本人，正是这些果实的延续”。
北京总主教还回顾了二十世纪初一些具有远见的人物所发出的呼吁，其中包括刚恒毅总主教、传教士雷鸣远神父以及教育家、学者马相伯。这些人都认同一个观点：在中国，应让中国籍牧者照顾领洗天主教徒的牧灵需要、管理各个教会辖区。李山总主教指出，一六八五年罗文藻晋牧后，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中国天主教会的地方主教职位仍然一直由来自其他国家的传教士担任。一九二六年祝圣的六位中国籍主教，后来“都为各自教区和中国教会的发展，为教会的本地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他也谈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情况：在中国的137个教区中，只有28个教区的主教是中国主教，20位总主教中只有3位是中国人。而今天，中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人数已达“80多位”。李山主教将一九二六年的主教祝圣仪称为“首批中国主教的祝圣，使中国教会在治理上走出了正确的一步，也是教会中国化正确的一步”。“教会的中国化是教会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境况中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的机会，这种自我调整不但不会损害基督信仰的大公性，反倒是由这一大公性所要求，并为实施这一大公性在中国这一地方教会中的真正实现提供一个适当的切入点”。
李山主教引用了传统格言——“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借此，他特别强调了神职人员遵守教会纪律的重要性。指出， “今天的中国教会格外强调教会纪律，落实全面从严治教，就是要使中国神职人员都肖似基督，在世人面前荣主益人”。随后，他引用了耶稣的教导——“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强调遵守国家法律是“内心信仰的自然体现”。谈到当前时代需要面对的紧迫问题时，李山主教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指这些问题是“教宗利奥十四世特别关心的”。最后，北京总主教表达了良好的愿望，希望与世界上所有姊妹教会携手同行，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奥体——基督奥体的成员。追随中国首批主教的足迹：从传教区走向地方教会，以及一九二六年的历史性转折。
上午的发言中，传大传教学史教授、传教学系系主任马里奥·路易吉·格里尼亚尼教授将一九二六年中国籍主教的祝圣，置于一场更广泛的历史变革背景之中，即“传教转折”。这一转折特别体现在教宗本笃十五世和比约十一世的任期内。一九二六年的中国籍主教祝圣仪式，前有一九二三年首位印度籍主教的祝圣；后有一九二七年首位日本籍主教的祝圣。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一九二六年的事件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即从传教区向地方教会的过渡。格里尼亚尼教授援引了刚恒毅总主教的话，当刚恒毅总主教得知教宗将亲自为这些新主教举行祝圣礼时，他曾这样写道，“我深受感动，眼中泛起泪光。当时我的秘书菲利普·赵神父就在我身边，我原本打算提名他担任宣化府宗座代牧。我把那张纸条递给他，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沉浸在对圣伯多禄墓前即将举行的这一伟大仪式的遐想中。菲利普·赵神父完全不知道，他自己也将成为这些幸运的主教之一。我们走进小教堂，祈求天主降福这中国主教团的初果”。
追随朱开敏主教的足迹
下午的研讨会由海门教区主教丁祖耀揭开了序幕。这位十月十五日刚刚晋牧的主教，是海门教区第四任主教。首任主教正是一九二六年接受祝圣的六位国籍主教之一——朱开敏。他的继任者丁祖耀主教以《赞主曲》开启了他的讲话——“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祂的名字是圣的”。丁主教解释说，在海门教区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此次意大利之行对他而言是“恩上加恩”。“我有幸跟随中国天主教代表团跨越山海，来到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意大利，同走朱开敏主教百年前的足迹，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同仁开展真诚交流”。
随后，主教回顾了天主教在海门地区的发展历史。这一地区的天主教存在可以追溯到一六三七年。他将前任描述为一位牧者，在外国入侵的年代，“朱开敏主教抗拒侵略者胁迫”。他还介绍了朱开敏主教的继任者，即一九五九年在南京接受祝圣的郁成才主教；二O一O年晋牧的，现上海教区沈斌主教。
同道偕行和文化本地化间的联系是丁主教讲话的核心。他援引教宗良十四世的思想，指同道偕行为一种教会生活方式。这种方式“鼓励地方教会立足自身处境，搭建对话的桥梁”。为此，他讲话的第一部分提出“接续‘同道偕行’，深入推进我国天主教中国化”。丁主教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建立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学基础之上。也是教宗良十四世于二O二六年初开始的周三要理讲授系列中反复强调的，其核心思想是“基督的奥体由丰富多元的地方教会所组成”。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每一地方教会，都应当立足自身所处的现实处境，探索适合本团体的牧灵福传道路”。对于丁主教来说，同道偕行所强调的相互聆听，不仅适用于教会内部，也应该延伸到不同文化之间。他再次引用教宗的话指出，“
教会必须学会“聆听本土文化的声音”，并且要让“福音能够以当地民众可以理解领会的语言予以表达”。在海门教区，同道偕行被理解为共同承担责任，并成为教会生活管理的重要指导原则。在同样的传教使命视野下，教区还致力于培养具有“双通”人才。即培养“既精通天主教经典教义，又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法律政策的复合型人才”。
六位主教与一次历史性转折
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埃莉萨·朱尼佩罗女士分别介绍了一九二六年接受祝圣的六位中国籍主教。在六位主教的遴选过程中，传教士雷鸣远神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都来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精通拉丁语，并且至少能够流利使用一种欧洲语言，特别是法语或意大利语。
海门首任宗座代牧，耶稣会会士朱开敏主教，他是六位主教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也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一九五五年九月，上海教区主教，耶稣会士龚品梅被捕后，朱开敏主教也被限制在自己的房间内，并遭到审讯。当时，他已接近九十高龄，几乎完全失明，且没有继任者。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他写道，“我公开宣示自己对圣伯多禄宗座的忠诚与依恋。我将一切托付给耶稣圣心；祂必定会怜悯我们”。关于他的最后几条记录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当时，他写道，“恳请你们为中国的天主教祈祷，并转请他人为此祈祷，因为中国天主教的未来令人深感忧虑（……）”。一九六O年二月二十二日，朱开敏主教逝世，享年九十一岁零四个月。
宣化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赵怀义主教是一九二六年祝圣的六位主教中唯一一位教区司铎。他深受刚恒毅总主教和雷鸣远神父的赏识。他曾担任刚恒毅总主教的秘书。义和团运动中，他的父亲和许多其他中国天主教徒一样惨遭杀害。一九二七年十月去世时，年仅四十七岁。宣化主教座堂内仍然可以看到一块纪念赵怀义主教的碑文，上面记载了他的去世经过。中国北方军阀混战的背景下，许多难民被收容在当地的天主教堂内。为了保护收留在堂内的难民，他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主教座右铭是选自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后书》——“Impendam et superimpendar我甘愿为你们倾尽所有，甚至耗尽自己的生命”。
湖北蒲圻宗座监牧区宗座监牧，方济各会士成和德主教，年仅十岁时便被送往意大利拉韦尔纳接受培养。他的意大利语水平也十分出色，不仅以编写面向汉语使用者的意大利语语法书而闻名，还将《圣方济各会规》及其他重要的方济各文献翻译成中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去世时，刚恒毅主教高度赞扬了成和德和赵怀义的个人品质。指出，尽管两人担任主教的时间都极为短暂，但他们为本土主教们树立了典范。
台州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遣使会会士胡若山主教，领导台州教会长达三十六年，直到一九六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汾阳宗座代牧，方济各会士陈国砥主教于一九二七年创办了一所修道院，并于一九三O年去世。河北蠡县宗座监牧区宗座监牧，遣使会士孙德桢主教身体患病，于一九三六年提出辞职。
朱尼佩罗教授认为，一九二六年的主教祝圣仪为整个亚洲各地建立本土主教团开辟了道路。她指出，“直到1926年，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主教全部都是欧洲人”。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她得出结论，“中国教会的经验，对普世教会以及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天主教会历史上的主教祝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刘国鹏教授将这一历史事件放在五个重要年份所构成的时间轴上进行分析，即一六八五年、一九二六年、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和二O一八年。一六七四年，罗文藻被任命为南京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但由于行使保教权的有关国家反对，直到一六八五年才在广州被祝圣为主教。刘国鹏指出，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中国天主教徒和本地神职人员数量增加。已领洗的天主教徒从271,227人增加到2,394,962人；本地神职人员从167人增加到1,219人。他特别强调了刚恒毅总主教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审慎态度。非常注意避免让天主教会与欧洲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法国殖民势力产生关联。
一九四六年，教宗比约十二世正式在中国建立完整的教会圣统制。然而，当时“仍有近80%的主教具有外国背景”。在二十位总主教级的教省总主教中，只有三位是中国人。刘教授还谈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后，未经圣座同意的主教选举和祝圣。二O一八年，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临时协议，中国新主教的任命程序作出了安排。
总结时，刘教授表示，“中国本地主教祝圣所经历的‘三个百年’的变迁是长期、复杂的结构性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表明，天主教中国化是中国天主教会健康传承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随着中梵双方互信不断增强，天主教中国化探索必将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法律与历史档案
圣座法律文本部荣休秘书长胡安·伊格纳西奥·阿列塔主教从教会法和法典学的角度，回顾了两个历史概念，即委托制Commissio：将广阔地区的牧灵工作委托给某个修会团体负责。宗教保护权Protettorato religioso：法国曾经在海外传教区行使的一种宗教保护权。
阿列塔主教认为，中国天主教会及其各类教会机构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中所经历的一切，充分说明了一个重要道理，那就是“教会法中人定规范的弹性，也显示出在使规范适应具体需要时，牧灵需要优先于条文的字面规定”。换句话说，教会法规应当服务于福传和牧灵使命，而不能让形式上的法律规定阻碍教会回应实际需要。
讲话中，传信部历史档案馆馆长弗拉维奥·贝卢奥米尼蒙席介绍了保存在传信部历史档案馆中的一批珍贵文献。这些文件，记录了一九二六年中国籍主教祝圣前后的重要历史过程。其中一份特别重要的文件，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教宗比约十一世接见时任传信部长，荷兰籍赎世主会会士王老松枢机（Willem Marinus van Rossum）的备忘录。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枢机曾建议，在与北京宗座代牧讨论缩小其教会辖区的问题时，应该采取谨慎和委婉的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从原有辖区划出一部分，建立一个新的宗座代牧区，并将其交由中国籍神职人员负责。然而，这份会见备忘录记录了教宗比约十一世的一段明确回应，“不，教宗陛下说道，宗座代牧们总是想保留最好的部分，把其余的部分让出去，而这种做法是不应该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王老松枢机致信刚恒毅总主教，谈及教宗亲自主持这些中国籍主教的祝圣仪式时，他写道，“对于各个教会以及整个教会而言，都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研讨会的开幕介绍中，主办方特别指出，六位中国籍主教当年的足迹“至今仍与今天中国天主教徒所走的道路交汇”。今天的中国天主教徒蒙召，要始终“扎根于宗徒的信仰之中”，并保持教会共融。而这种共融，有一个不可放弃的标志，那就是“每一位主教都必须与罗马主教——伯多禄的继承人保持共融”。
一九五九年一月，年近失明、又没有继任者的朱开敏主教曾恳请大家“恳请你们为中国的天主教祈祷，并转请他人为此祈祷”。
六十七年后，海门教区第四任主教来到圣伯多禄之城——罗马追寻前辈走过的足迹。
（Agenzia Fides 07/1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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