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中国 - 首批六位国籍主教祝圣百年纪念：六个国籍教区在中国教会的地位及其影响

首批六位国籍主教祝圣一百周年纪念之际（1926年10月28日），感谢刘志庆教授，本社推出了系列专题文献资料，介绍六位宗徒继承人及其所属教区。六位主教的祝圣，是中国天主教会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
刘志庆教授
罗马（信仰通讯社）—1926年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祝圣赵怀义、成和德、孙德祯、陈国砥、胡若山、朱开敏6位国籍主教，分别担任宣化宗座代牧区、蒲圻宗座监牧区、蠡县宗座监牧区、汾阳宗座代牧区、台州宗座代牧区、海门宗座代牧区主教，6个国籍教区的成立和6位国籍主教的祝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会的本地化发展，在中国教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六位国籍主教是国籍圣职中的优秀代表
六位主教晋铎时间都比较长，阅历丰富，性格沉稳。赵怀义晋铎22年、时年46岁，成和德晋铎26年、时年53岁，孙德祯晋铎29年、时年57岁，陈国砥晋铎23年、时年51岁，胡若山晋铎17年、时年45岁，朱开敏晋铎28年、时年58岁。晋铎时间最长的为孙德祯主教29年，最短的胡若山主教也有17年；年龄最大的为朱开敏主教58岁，最年轻的是胡若山主教45岁。在修院学习期间、晋铎之前后，他们都受到过外籍修会的良好培育，6人中有5位是修会会士，成和德、陈国砥为方济各会会士，孙德祯、胡若山是遣使会会士，朱开敏是耶稣会会士。刚恒毅评论到：“六位中国主教（于一九二六年）被任命和祝圣后，终于结束了漫长的过渡时期，开始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客籍传教士，各修会会士们，多年的辛勤耕耘，终于有了成果。……希望这次能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
2．六个国籍教区的发展各有特点
按1949年的教务情况统计，蒲圻教区总人口70万人，教友5125人，占比0.73%；安国教区辖域总人口120万，教友33200人，占比2.77%；汾阳教区辖域总人口210万，教友15600人，占比0.74%；宣化教区辖域总人口170万，教友36900人，占比2.17%；台州教区辖域总人口200万，教友7813人，占比0.39%；海门教区辖域总人口520万，教友39496人，占比0.76%。
从教区实力看，六个教区可分为三个等次：海门教区、宣化教区、安国教区为第一档，教友人数都在3万人以上，神父、修女数量都比较多；第二档是汾阳教区，教友人数超过1.5万，神父较多，但没有修女；第三档是台州教区和蒲圻教区，实力较弱，教友人数都不到1万人，神父、修女数都是十几人。
从教会体制来看，六个教区可分为两类，安国、汾阳、宣化、台州、海门5个传教区在1926年之后一直是宗座代牧区，1946年均升格为教区；蒲圻从成立之日起一直是宗座监牧区，虽然1926年成和德监牧主教领康天那（Catenna）主教衔而成为正权主教，但1928年11月14日他去世之后，继任的张敬修、李道南均为宗座监牧主教，只是神父而不是宗座代牧主教。直到1951年5月10日，蒲圻监牧区才升格为教区，李道南监牧主教也升任正权主教。
3．六个国籍教区推动了中国教会本地化建设进程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1949年，中国教会的国籍教区达到24个，分布在12个教省，其中，河北5个、四川3个、湖北3个、山东2个、山西2个、陕西2个、江苏2个、蒙古1个、东北1个、河南1个、浙江1个、云南1个；甘肃、安徽、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8个教省没有国籍教区；另有3个教区主教是中国籍，有人也称之为国籍教区，即1937年赵振声任献县代牧区主教，1939年陈启明任正定代牧区主教，1941年张维笃任信阳代牧区主教。总之，六个国籍教区的成立及其后国籍教区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会本地化建设，据统计，从1926年到1949年的24年间，教友总数由2434517人增加到3304071人，国籍神父由1272人增加到2785人，国籍神父占中外神父总数由41.99%提高到51.11%。
4．刚恒毅在国籍教区建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8月，刚恒毅被教宗任命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11月到达中国，开始履行宗座驻华代表职责，1933年因病辞职，在任11年间，他坚决贯彻执行两任教宗的三大通谕，大力推动天主教本地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他认为：“传教区的真正主人并非传教士，而是本籍神父的教友，正像年幼主人的财产不属于监护人，而是属于年幼的主人。年幼的主人到达成年之后就可以自立了。可惜，中国教会已三百年了，仍被视为未成年。”他强调：“传教纯粹是超性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是法国人的，在美国是美国人的，在中国是中国人的。为解决传教问题，先尽人力后归天命。终有一天会变成中国教会——其间可能需要考验和牺牲。”刚恒毅回忆说：“我到中国时只有五十七个教区，却都由外人负责。十余年后离开中国时已有121个传教区，其中二十三个属中国教长。”据统计，刚恒毅在中国的11年间，新成立64个教区，其中，43个是外籍修会管理的教区，21个是中国神职管理的教区，国籍教区占新成立教区总数的32.8%。
24个国籍教区成立的时间集中在1923年至1938年。具体成立时间为：1923年1个：蒲圻；1924年1个：蠡县（安国）；1926年4个：汾阳、宣化、台州、海门；1927年1个：临清；1929年6个：集宁、赵县、永年、嘉定、万县、顺庆；1930年1个：保定；1932年4个：盩厔、洪洞、凤翔、赤峰；1933年3个：驻马店、阳谷、南京；1935年1个：昭通；1936年1个：襄阳；1938年1个：施南。从成立时间上看，我们不难发现，刚恒毅的作用非常明显，
据统计，从1923年成立第一个国籍教区开始，到1949年中国只成立了24个国籍教区，仅占当时全国教区总数（139个）的17.27%。26年间，中国新增81个教区，其中仅仅给中国人24个教区，70%以上的教区仍然交给外籍修会去管理，对中国教会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当然，这些数字也反衬出刚恒毅的贡献，在他任职期间，成立了21个国籍教区，占全国国籍教区总数的87.5%。刚恒毅曾尖锐地指出：“传教区可比温室中的花卉，若想茁壮，就得移植地上，才能根深蒂固。因为，温室中的花卉，敌不住风雨的摧残。就像像过去中国的教会，一遇全国性的教难，教士被逐，一切都化为乌有。”这段话今日读来仍令人唏嘘不已。
5．六个国籍教区的成立留下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1）蒲圻教区虽然留下了一些教训但仍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缺乏经验，加之外国传教士对成立国籍教区不支持，1923年刚恒毅在推动成立蒲圻监牧区时困难重重，外籍神职意见很大，中国神职更是对蒲圻的恶劣条件怨声载道。当时，美国籍方济各会士为刚恒毅设计了一个骗局，当他巡视蒲圻时，“从车站到教堂里，沿途人山人海，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场面可谓热闹之极。他们把交通并不十分发达的蒲圻说成是“地处南北交通要冲，铁路可直达汉口，每日有轮船往来嘉鱼，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其实，蒲圻监牧区分设之前，4个县只有崇阳一个堂区有一名国籍本堂神父，全部教友只有729人，这是完全不具备成立教区条件的，所以，蒲圻教区成立时，虽然汉口代牧区有23位中国神父，但自愿到蒲圻服务的包括成和德主教在内只有8人。当年，武昌等相对较为富裕的6县交给美国方济各会管理，成立武昌监牧区——其实教友也仅两千多人，也不具备成立教区的基本条件。蒲圻、武昌后来的发展都不尽人意。更有甚者，一些中国神父联名向宗座告状，对刚恒毅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传信部经多年努力才勉强平息此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汉口代牧区主教田瑞玉值得称赞，他以“服从”之美名而名垂中国教会史——蒲圻监牧区于1923年12月12日成立，而田瑞玉主教于同月19日突发疾病去世，年仅60岁。
尽管蒲圻监牧区的成立不完美，但它是一个标志，从此，中国传教士有了自己管理的教区，中国教会在本地化建设道路上迈出了重大意义的一步，蒲圻监牧区成立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刚恒毅总结说：“最初，中国神父看到教友少，事业不发达，再加上外籍传教士的煽动，很不满意。不久也自愿放弃汉口，欣然加入新教区。后来在成和德主教领导下，教区颇有进展。”
（2）安国教区为后来成立国籍教区提供了样板。
成立第二个国籍教区也颇费周折，刚恒毅回忆，“我设法再找第二个本籍教区。有人说兖州韩代牧和献县刘代牧思想开明。可是他二人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反而保定的富成功主教帮了大忙。”1924年4月15日，河北蠡县宗座监牧区宣告成立。从该监牧区的成立可以看到刚恒毅的工作方法和能力。保定宗座代牧区主教富成功（Joseph Fabrègues，1872-1928）1910年5月被祝圣为保定主教，他是一位有资历的老主教，刚恒毅先是找富成功谈话，争取支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1923年6月12日将富成功主教调任北京宗座代牧区助理主教，表面上降级了，但实际上北京代牧区更为重要。1923年9月，刚恒毅任命满德贻（Paul-Léon-Cornil Montaigne，1883-1962）为保定宗座代牧区代理主教。蠡县宗座监牧区成立于1924年4月15日，此时的保定并无主教，只有代理主教。1924年12月18日，宗座批准满德贻为保定宗座代牧区主教，1925年4月19日，刚恒毅亲自到保定主持祝圣典礼。1930年1月，调任满德贻为北京宗座代牧区助理主教，1933年1月，北京宗座代牧区主教林懋德（Stanislas-Francois Jarlin，1856-1933）去世后，满德贻接任北京宗座代牧区正权主教。从这一连串的人事调动、任命可以看出，刚恒毅在成立安国教区时对各方面考虑是相当缜密的，保证了第二个国籍教区的顺利成立及健康发展。
（3）积极探索把老教区改变为国籍教区的本地化建设新路径。
六个国籍教区都是从某一个较大的外籍修会管理的教区分设出一个国籍教区，除蒲圻之外的5个虽然基本具备成立教区的条件，但整体实力偏弱、影响偏小。能不能动员一些外籍修会主教让出本修会的个别母体教区成为中国籍教区，这是推动本地化建设的一个新路径，当然，这是由六个国籍教区衍生出来的新变化。1928年，刚恒毅去河北东闾朝圣期间作了一些尝试，“我决定把保定教区转移给中国神职接管，因此，引起北平不快，尤以法公使馆为甚。反观保定的法籍传教士，心中虽难过，但外表却显得十分热诚，很有风度。”经过2年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1930年1月25日，传信部批准法国遣使会退出保定宗座代牧区，交给中国神职人员管理，满德贻主教调任北京宗座代牧区助理主教，1931年3月26日，中国神父周济世被选为保定宗座代牧区首任国籍代牧主教，同年8月2日祝圣。保定宗座代牧区成为国籍教区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按照这个模式推动天主教本地化建设，中国教会一定会有一个新气象、新形象。随后，刚恒毅又把目标瞄向更具风向标意义的南京宗座代牧区。南京是民国首都、首善之区，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南京宗座代牧区是耶稣会的大本营，教友较多，事业兴旺，教务发达，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虽然耶稣会对中国教会的发展影响巨大，但在成立国籍教区方面，它并不是一个支持者与践行者，刚恒毅的努力并没有得到耶稣会的积极响应。1931年5月12日，南京宗座代牧区主教姚宗李去世，助理主教惠济良（Auguste Haouisée，1877-1948）接任正权主教，刚恒毅先后与两位耶稣会主教深谈，鼓励他们成立国籍教区，虽然阻力重重，但成效逐步显现。1933年12月13日，教宗庇护十一世颁布《划分南京教区诏书》，宣布南京宗座代牧区为国籍教区，耶稣会负责新成立的上海宗座代牧区。此事虽然发生在刚恒毅辞去宗座驻华代表40天之后，但这一功劳理应记在刚恒毅身上。遗憾的是保定、南京之后没有了下文。
综上所述，中国教会本地化建设愿景的实现，前提应该是建设好中国人的教会。中国籍主教管理中国的教会，这也是天主教中国化的前提所在，六个国籍教区成立、发展的史实为中国教会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早在100年前，刚恒毅就说过：“教宗关怀中国，切愿中国强大起来，主张中国归中国人。”今天，中国教会已经完全由中国圣职管理，并正在持续推进天主教中国化进程，衷心希望中国教会能够健康持续发展，中国教会的明天越来越好。
（Agenzia Fides 28/10/2026）

分享:

主教

---

---

地方教会

---

---

圣座

---

---

本地化

---

---

使命/传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