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你们是来见伯多禄的”：百年前世界媒体对一九二六年首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礼的报道

Marie-Lucile Kubacki
罗马（信仰通讯社）—“银号角宣告教宗进入圣伯多禄大殿，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六位中国司铎，他们谦逊地走在庄严隆重的行列之中”。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耶稣会士阿方斯·韦特（Alfons Väth）在《天主教传教》（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六位中国主教祝圣礼》（Die Weihe der sechs chinesischen Bischöfe）的报道，开篇卷首便是这段文字。
报道的中心事件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六位中国主教——赵怀义、成和德、孙德桢、陈国砥、胡若山和朱开敏。
当时，各家媒体报道中最令人振奋的画面莫过于中国的牧者们来到罗马，在圣伯多禄宗徒墓前，教宗亲自为他们主持祝圣礼。德国和比利时的传教刊物、意大利和法国的报纸，以及在中国出版的法语报刊，都持续关注这次活动的筹备、旅程和庆典。相关报道甚至远播至悉尼，出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出版的《天主教新闻报》（The Catholic Press）上。
一艘“装饰着宗座旗帜颜色”的轮船
这次旅程早在八月便开始筹备。“我们将于九月十日从上海启程，十月十六日抵达那不勒斯，船位已经预订”。这是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公布的行程安排。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晚，这份电报在宁波收到，随后刊登于同年九月的《北京天主教报》（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相关消息也于一九二六年八月转载在《宁波小信使报》（Petit Messager de Ningpo）上。
电报最初宣布的祝圣日期是十月二十四日，后来才最终确定为十月二十八日。据韦特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天主教传教》杂志上的记述，告别仪式先后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举行。
九月十日，六位候任主教在宗座代表陪同下，登上一艘“装饰着宗座旗帜颜色”的轮船。途经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和槟城时，当地华人团体都为他们准备了欢迎活动。这份喜悦并不局限于天主教徒。同一篇报道中写道，当地主要的非基督教报纸也纷纷向这一盛事致以敬意。
一九二六年十月，美国轮船“亚当斯总统号”（President Adams）抵达那不勒斯港的消息出现在《晨报》（Il Mattino）的剪报。记者描述了码头上漫长的等待、船只靠岸时的操作，以及轮船停泊在距离岸边仅几米的地方。终于能够与船上的旅客见面时，记者注意到他们的穿着，“他们全都身穿黑衣，俨然普通司铎的装束”。
这趟旅程沿途受到的热烈欢迎，也出现在记者夏尔·皮雄（Charles Pichon）对赵怀义主教的采访中。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这篇采访刊登在《北京日报》（Journal de Pékin）上。
赵主教回忆说，“在我们途经的每一个港口，人们都以持续不断的欢呼，向这些受到普世教会元首召唤的中华儿女致敬”。
从那不勒斯的码头到亚洲各地的港口，媒体的报道共同描绘了一段前往罗马的旅程。其间，人们对中华儿女的尊崇，与他们对教宗的感恩之情交织在一起。
建立在伯多禄磐石之上的“活石”
早在出发之前，刚恒毅总主教便已指出这段旅程在教会层面的意义。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他致函中国各宗座代牧和宗座监牧。同年九月的《北京天主教报》，刊登了这封信的内容。他在信中写道，六位中国主教的任命印证了“教会的至公性或普世性”。教宗邀请他们前往罗马，并希望亲自为他们覆手祝圣。这使刚恒毅总主教联想到《伯多禄前书》中的一段经文——“你们自己也就如同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的同一封信中，他还写下了一段将传教士的派遣与新牧者的诞生联系起来的话。“耶稣基督的首批传教士，是由祂的代表派遣到中国的。今天，事情却以相反的方向发生：中国主教内初熟的果实，正返回耶稣基督代表的身边”。这正是宗座代表的见地：在中国各地的教会团体中成长、结出的果实，现在返回了伯多禄继承者的面前。
在另一封致南京宗座代牧姚宗李蒙席（Pròspero Paris）的信中，刚恒毅总主教同样强调了祝圣地点的意义。这封信是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在北京写下的，并刊登在同一期的《北京天主教报》上。
刚恒毅指出，教宗召见这些新任主教，“要亲自在圣伯多禄的墓前为他们举行祝圣礼”。在这一举动中，宗座代表看到了中国教会的希望。他认为，中国教会是“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的，并引用了以下拉丁文Haec est domus Domini firmiter aedificata: bene fundata est super firmam petram，意即“这是上主坚固建成的殿宇，稳稳地奠基在坚实的磐石之上”。
《本土司铎月刊》的《欢欣颂》（Exultet）
在意大利，宗座圣伯多禄宗徒善会的月刊《本土司铎》（Il Prete Indigeno），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号以《让我们欢欣吧！》为题，向这一盛事致以祝贺。报道中，宗座传教善会将这次庆典称为“一场盛大的家庭庆典”。并特别强调，教宗选择举行这次傅油礼的方式“并非在一座私人小圣堂的寂静中，而是在梵蒂冈大殿的辉煌壮丽之中，使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向这一庄严的宣告：基督的教会是至公的”。
伴随着这份喜悦，刊物也向“新任宗徒继承人”献上祈祷。由此可见，报道中充分表达了宗徒继承的神学意义。祝圣日期的选择，还将这六位主教的祝圣礼与比约十一世个人的生命历程联系起来。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号，比利时圣安德肋本笃会士所办的《传教公报》（Bulletin des Missions）刊登了乔瓦尼·莫尔萨尼的一篇文章，其中援引了教宗的讲道。圣座公布的意大利文弥撒圣祭讲道中，教宗指出，“我特意选择在今天举行这一庆典，因为七年前的同一天，我领受了主教祝圣礼”。教宗回忆了自己当年所领受的恩宠，并感恩“赐予一切美善的天主”（比约十一世，《Iam finis》讲道，1926年10月28日）
七位司铎，一个共同祈祷的教会
传教史学家保罗·莱苏尔为《费加罗报》（Le Figaro）撰文，描绘了灯火辉煌、悬挂着红色帷幔的圣伯多禄大殿；银号角声响起、人群向教宗欢呼致敬。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观察，却来自弥撒开始时一个简单的场景：“如果不是因为比约十一世头戴白色小圆帽，身着教宗礼服，人们几乎会以为是七位普通司铎正在一起举行弥撒”。
随后，莱苏尔将目光转向俯伏在地上的六位候任主教，以及在唱《诸圣祷文》时跪下的教宗、枢机和其他主教。他继续写道，这些祈祷呼求“使人联想到诸圣的共融”，让人感受到整个教会都聚集在祈祷之中，为这些新的牧者祈求恩宠。
一九二六年11/12号的《传教公报》中，莫尔萨尼描绘了圣伯多禄大殿的后殿、被灯光环绕的贝尔尼尼宗座宝座，以及祭台上的七支蜡烛。他列举了出席典礼的十六位枢机主教，并特别雷鸣远神父。同时，记述了雷父因晋铎银庆纪念的喜悦。此外，他还提及两位襄礼总主教——卡洛·克雷莫内西（Carlo Cremonesi）和刚恒毅。
一幅图片说明展示了教宗正在福音书上接受每一位候任主教所作的忠诚宣誓。莫尔萨尼详细叙述了候任主教们俯伏在地的仪式，以及教宗在诵念《诸圣祷文》期间所给予的降福。随后，教宗和两位襄礼总主教分别为六位候任主教覆手。
报道，他以“请领受圣神”这句话来描述这一礼仪，并将其呈现为授予司铎职务圆满恩宠的仪式。接下来举行了傅油礼，并授予权杖、权戒和福音书。随后是互祝平安之吻，以及与教宗共祭。
莫尔萨尼还特别说明，教宗与六位新主教共同领受同一圣体和同一圣爵中的圣血。这是《罗马主教礼》关于多位主教同时接受祝圣时所规定的礼仪。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韦特在《天主教传教》杂志上将这一礼仪与初期教会联系起来。他认为，这一庆典使他想起“初期教会的主教们彼此互送圣体，以此表达基督徒合一与爱德的感人见证”。两篇不同的报道，以各自的方式将这些礼仪动作解读为同一教会共融的标记。
伯多禄的拥抱
罗马与赋予这些新主教的传教使命之间的联系，在比约十一世的讲道中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表达。《传教公报》中，莫尔萨尼以法文转载了这篇讲道。教宗开篇说道，“今天，在宗徒们的墓前，我们在这里为你们举行的庄严礼仪已经结束。藉着这一礼仪，我们授予了你们司铎职务的圆满”。
接着，教宗强调，“当我们看到中国本地圣职人员首次在罗马，由罗马教宗亲自祝圣为主教，并被委派管理不同的宗座代牧区，肩负着将天主教信仰带给自己的同胞、并在他们中间拓展基督王国的使命时，我们内心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喜悦。这确实是一项极其有益的计划。今天，我们有幸将它付诸实现。我们热切盼望，并且依靠天主的助佑，深信也能够逐步将这一计划推广到其他地区”。
教宗继续表示，“事实上，我们召唤你们来到这座城市——基督宗教的中心，使你们能够在这座奉献给伯多禄的宏伟圣殿庄严而神圣的氛围中，接受主教祝圣礼。你们是中国主教圣职最初的果实、是新生的嫩芽。今天，你们领受了主教的尊荣，佩戴着神圣的主教徽饰，从这里返回你们各自的地区。我们说，从这里出发，因为这里正是一切宗徒事业的泉源”。
教宗进一步指出，“可敬的弟兄们，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瞻仰伯多禄。不但如此，你们还从他手中领受了牧杖。你们将在自己的宗徒旅程中使用这牧杖，并藉此聚集和牧养羊群。伯多禄以如此深厚的爱接纳了你们，因为你们为福音真理在自己的同胞中广泛传播带来了莫大的希望”。
随后，教宗将目光转向这些新主教所服务的人民、“你们的这些同胞，与你们共享同一个祖国，生活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在那里，文学与艺术自远古以来便已蓬勃发展。这些同胞，特别是那些并不排斥宗教的人，正如他们一致赞许宗座的这一决定。同样，可敬的弟兄们，尤其是天主教徒们，向你们表达了满怀喜悦与深厚爱戴的欢迎；当你们启程前往罗马时，他们更是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为你们送行”。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的《高卢人报》（Le Gaulois）报道，教宗在祈祷和向新祝圣主教发表讲话时，曾两次因泪水而哽咽，无法继续说话。同一篇报道还特别强调，这些新主教在表达对传教士的感激之情时，表现出了十分细腻而谦逊的态度。
同年十月三十日，法国天主教周刊《天主教生活》（La Vie Catholique）刊登了爱德华·德沃赫尔的文章。特别提到七年前，这位如今被全世界尊崇为伯多禄继承者的人——当时还是圣座驻波兰大使阿基莱·拉蒂蒙席，曾在华沙主教座堂领受了司铎职务的圆满恩宠，即主教祝圣礼。最后，德沃赫尔用一个形象生动的画面总结了典礼结束时的拥抱，“罗马教宗以父亲般的慈爱拥抱整个中国教会的神秘拥抱”。
莫尔萨尼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咏唱《谢主颂》时，六位新主教走过会众之间，逐一降福众人；教宗则亲自扶起每一位新主教，并将他们拥入怀中。随后，他们前往圣西满和圣犹达宗徒墓前祈祷，并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圣伯多禄墓前祈祷。
初期教会与拉丁语采访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晋牧礼前，米兰《晚报》（La Sera）刊登了一篇对朱主教的未署名采访。但有一个细节十分明确，“这次采访是用拉丁语进行的”。记者询问这位候任主教，中国本地牧者的出现将带来哪些益处。朱主教回答道，“首先，这将有助于消除一种偏见，即认为天主教是一种外国宗教”。朱主教表达了一个愿望，即教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能够建立在双方共同属于中华民族这一基础之上。
《晚报》上刊登了他的话，“我们这些本土出身的主教，希望人们尤其能够基于同胞之情而尊重我们”。这篇采访展现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中国本地神职人员担任牧者，使教会与当地民众之间的亲近关系变得更加具体，也更容易为人们所认识。
另一篇夏尔·皮雄执笔的采访，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刊登在《北京日报》（Journal de Pékin）上。采访地点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会院，受访者是赵怀义主教。记者笔下呈现出这样一位人物，据记者介绍，他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自学掌握了法语。
赵主教说，“我通过自学，并借助拉丁语，学会了你们的语言”。同一篇采访中，赵主教并没有将中国本地牧者的发展与对欧洲传教士的感恩之情割裂开来。他说，“我们知道自己蒙受了他们多少恩惠，也知道将来仍将蒙受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并不是那些觉得感恩是一种负担的人”。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光若翰总主教（Jean Baptiste de Guébriant）为《高卢人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在《天津回声报》（L’Écho de Tientsin）转载。文中，这位巴黎外方传教会会长描述了教会发展的历程：从个人皈依者到信徒团体；从信徒团体到传教区和教区，最终逐步形成一个“置身于普世教会怀抱之中的中国教会”。
初期教会的形象，再次出现在N. Rivan署名的文章中。刊登在一九二八年9/10月号《传教公报》的文章题目是《早坂主教归来》。作者回顾了来自远东的新主教——中国和日本主教的访问，并将他们的行程与古代主教们的旅行相提并论。当时的主教们，通过彼此拜访，向主教团体中的弟兄致意，并将基督徒的爱德带给遥远地区的教会。
这正是一九二六年新闻报道试图呈现的同一种教会共融：它通过号角声、覆手礼、圣体圣事中的面饼，以及伯多禄继承者的拥抱，变得具体可见。
（Agenzia Fides 04/1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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