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o Fides (Marie-Lucile Kubacki)
梵蒂冈城(信仰通讯社)—以下我们全文刊登北京教区李山主教讲话全文:
立足本地 胸怀大公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李 山
尊敬的各位主教、主内的兄弟姊妹、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上午好!
作为一名中国主教,参加首批中国主教祝圣百年纪念研讨会,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教会,代表中国主教,向本次研讨会致以良好祝愿,祝愿研讨会在天主圣神的引导下,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丰硕成果。也祝愿各位与会的嘉宾神形康泰!
我是北京教区的主教,我本人就出生在北京。北京曾是天主教在中国最早的教区。1294,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受教宗尼古拉斯派遣,到达北京传播福音,中国人因此得闻救恩喜讯。1307年,汗八里,即北京教区成立。但随着元朝政权的结束,主要与王公贵族来往的教会也随之一厥不振,终至消声匿迹。
1601年,从罗马出发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历尽艰辛,终于在北京城的宣武门落脚,并在那里建立了北京的第一座教堂。利玛窦充分认识到,基督福音的传播,不但不能越过或轻视所在地的社会文化,相反,必须怀着尊重的心态,从当地文化传统出发,才能让福音种子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显然,利玛窦追随圣保禄宗徒“为一切人成为一切”(格前9,22)的福传精神。
利玛窦采取的这种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福传方式,被称为“利玛窦规矩”。正是这种福传方,基督救恩种子得以在北京这片土地扎下了根,长出了果实。我的基督徒先辈及我本人,正是这些果实的延续。
两年前,这里曾举办过另一场与中国教会有关的研讨会,即纪念百年前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教务会议。1924年,由刚恒毅总主教召集的上海全国教务会议,严肃反思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摒弃了教会依靠西方列强政治势力的错误做法,针对中国教会及其与中国政治文化、与中国人的关系,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益的观念主张,再次开启了天主教的中国化进程。
正是在1924年的全国教务会议上,有关本土神职的培养和任用列入了会议的最后文件:“天主的公教会对任何民族或国度都不是陌生的和外国的,因此应该认同每一个民族都有管理圣礼的仆人,使他们教导和领导自己的民族接受神圣的法律和规定。”
“为了与时俱进地照顾各传教区,并更全面建立中国教会,包括教区圣职和修会圣职,应热切关注和培养中国的修会圣召。”
首届全国教务会议的召开,主要目的是落实教宗本笃十五世于1919年11月颁布的《夫至大》收函精神。该牧函号召传教区培养和任用本地圣职,以便建立真正符合宗徒福传精神的本土教会。与此同时,刚恒毅总主教、雷鸣远神甫、马相伯等对当时中国教会的病态有切肤之痛的人士,则对本地化教会的建立以及培养国籍神职的迫切性大声疾呼:中国教会归于中国人!这些呼声完全符合保禄宗徒的福传精神。
明末清初再度进入华夏大地的西方传教士,也意识到本土神职对教会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白日升神甫,他目睹当时中国教会的种种危机,提出了包括神职中国化的多项主张。他认为,中国教会没形成自己的信仰思想,也没形成自己的管理能力,迟迟无法自立自主,就在于教会全由外来传教士掌控。白日升因此认为,圣经中文化、礼仪中国化、神职国籍化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于是,白日升神甫着手翻译中文圣经,译出新约大部。
不幸的是,与这种教会中国化潮流同时,也存在一些逆流。第一位国籍主教罗文藻晋牧的曲折经历就是例证。早在1669年,有人因罗文藻在出色的福传工作,举荐他为主教,但葡萄牙以保教权为由进行阻挠,使祝圣工作悬置了。1674年罗文藻再获任南京宗座代牧,但仍旧阻力重重,祝圣礼一直被拖延至1685年。从那时起直至1926年,期间二百多年里,中国教会牧职本地化一片空白。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夫至大》牧函的颁布及刚恒毅总主教、雷鸣远神甫的出色工作,由中国人出任中国教会主教的进程被重新提出。1923年12月12日湖北蒲圻确立为国籍监牧区,接着河北安国、宣化、浙江台州、山西汾阳、江苏海门先后确立为代牧区。尽管仍有强大阻力,但在中国民众追求民族独立的强大声勢下,中国主教终于得以成行,在罗马伯多禄大殿接受祝圣典。这六位主教:宣化赵怀义、汾阳陈国砥、合州胡若山、海门朱开敏、蒲圻成和德、安国孙德桢,后来都为各自教区和中国教会的发展,为教会的本地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彻底改变了那种认为国籍神职能力不足,无法牧养本国羊群的谬论。
然而,中国教会由外国传教士主导和管理的局面并没有因六位国籍主教的祝圣而发生根本改变。西方政治势力并没有从中国彻底退出,教会本地化阻力依然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国的137个教区中,只有28个教区的主教是中国主教,20位总主教中只有3位是中国人。中国天主教并没有真正脱离外来治理的状态,没有成为由中国基督徒自己主导的事业,依然没能摘下“洋教”的帽子。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中国教会依靠西方政治势力的局面。在忠实信仰本质,保持基本教义教规不变的前提下,如何使教会在中国政府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法律之下,更好地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教关系,成了所有基督徒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天主教徒与中国人民一道,拥护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走上了爱国爱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发展道路。就像最近一次的普世主教会议倡导的“同道偕行”一样,中国的教会事务完全由中国的神职人员、修女和信教群众共同管理,教会的各项圣善事业蓬勃发展。如今,中国教会80多位主教肩负起了耶稣基督托付给他们的牧职,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牧放主的羊群。
今天,我们纪念首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百年,既是为了庆祝中国教会因国籍主教的出现而走向天主教中国化,也是为了铭记中国教会中国化的历程曲折而艰辛,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不应忘记历史,没有从历史而来的光亮,我们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教会当今倡导的中国化发展方向。
作为中国教会的牧人,我认为有几点对中国教会的未来尤其重要:
首先,由耶稣基督建立的,不为获取任何尘世利益的大公教会,应该也能够与所在地社会文化进行真实的相遇、真实的融合,这既是保禄宗徒的福传精神,也是梵二公会议关于信仰与文化、教会与世界关系的理念。曾受制于殖民形态的中国教会,对此有更难忘的体会,我们今天提出的教会中国化,其意义就在于此。
我认为,天主教中国化的开展归属于教会的本质领域,天主牧的中国化并非是要建设一个别样的天主教,一个背离传统的天主教,而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大公教会。天主教中国化不是大公教会的一个外在性的附加环节,似乎它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而是教会大公性的应有之义。天主教的中国化是教会大公性由抽象而具体、由空洞而丰富、由不成熟而成熟的进程。我们当这样来理解,教会的中国化是教会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境况中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的机会,这种自我调整不但不会损害基督信仰的大公性,反倒是由这一大公性所要求,并为实施这一大公性在中国这一地方教会中的真正实现提供一个适当的切入点。
其次,“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主教既是耶稣基督的委托人,也是他的同道。教会要成为圆满的,主教当然要以身作则,使自己日趋完善。今天的中国教会格外强调教会纪律,落实全面从严治教,就是要使中国神职人员都肖似基督,在世人面前荣主益人。
我们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信仰始终与对现世社会的责任担当密切相关,无论是圣经传统,还是教宗们的教诲,都要求我们“服从合法的权威,因为这是天主所设立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作为公意的结果,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的根本保障。作为天主教的主教,我认为,遵守国法不应看作是外在强迫,而应是内心信仰的自然体现,是对“凯撇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福音圣训的忠实践行。国法与教规不但不对立,相反,两者在人成全的道路上相辅相成。国法为宗教活动设定了合法界限,充分保障教会正常的福传收灵与信众的合法权益;至于教规,它引导信众提升道德境界,以信仰的精神养成法治的习惯。
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教职人员接受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神圣的召唤,就像教宗经常指出的那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每日的生活奉献给天主,视为修行。“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肋11:44),天主的召唤要求我们在尘世中保持圣活,远离一切罪恶与诱惑,以纯洁的心灵与行为见证福音教导,服务众人。反思当下,由于现代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对心灵的腐蚀,教会内确实存在信仰理想不坚定,纪律松弛的现象,这严重损害教会在社会大众中的应有形象。中国教会当前把整顿教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为的是在社会中重新树立教会的良好形象。在这一方面,八百年前逝世的圣方济各及他提倡的真正属于福音的生活方式,对我们当前这个时代仍有重要意义。
最后,在信仰上,中国教会与所有世界上的其他教会并无二致。近两年,中国的主教们参加了普世主教会议,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两次重要研讨会,当然还有其他的国际交流活动。这些无疑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彼此了解,加深了我们主教之间在主耶稣基督内的兄弟情谊。通过世界各教会之间更圆满的共融关系,必将有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如今,世界面临的百年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受到挑战的领域是全方位的,既有国际传统的安全秩序,也有人类传统的伦理常识,比如教宗利奥十四世特别关心的AI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如今,世界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难以应付和解决这些严重的挑战,只有以一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情怀、“同道偕行”的方法,我们才能走在正确的前进道路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是一个变化的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国,是一个愿意广交朋友的中国。中国的教会也一样,我们愿以尊重、对话、共融的姿态与世界上各个肢体教会“同道偕行”,共同见证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的美好福音。
尊敬的各位主教、主内的兄弟姊妹、专家学者,首批中国主教的祝圣,使中国教会在治理上走出了正确的一步,也是教会中国化正确的一步!中国教会将按梵二公会议的精神,不断探索基督信仰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之道,继续深化教会中国化的思想和实践,使基督福音的大公性更能完美地体现在不断变化、发展、日趋成熟的中国教会身上。
谢谢各位!
(Agenzia Fides 05/1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