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聖統制的建立討論培育的本地化、中國化與跨文化性

罗马（信仰通讯社）—在此，我们发表香港教区周守仁枢机的讲话：
第 1 頁：標題頁
主標題：從中國聖統制的建立討論培育的本地化、中國化與跨文化性
主講人：周守仁樞機，（Cardinal Stephen Chow）
時間與地點：2026年11月，梵蒂岡、[宗座傳信大學]
第 2 頁：中國聖統制建立之歷史背景簡述（一）
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護十二世頒布《我們的每一天》（Quotidie Nos）宗座憲令，正式在中國建立天主教聖統制。
歷史背景：此舉承接了1926年教宗庇護十一世親自祝聖首批六位中國籍主教的歷史性創舉，為的是使中國教會做好準備，與全球各國的
教會聖統制立於平等的地位運作。
結束傳教區體制：標誌著[“代牧區／監牧區”等]傳教區體制的終結。
歷史照片說明：時任宗座代表剛恆毅主教暨華籍六位主教在上海的合影（一）：由左至右依次為
胡若山 主教
陳國砥 主教
孫德禎 主教
剛恆毅 主教
朱開敏 主教
趙懷義 主教
成和德 主教
第 3 頁：中國聖統制建立之歷史背景簡述（二）
教省劃分：教宗庇護十二世將中國劃分為 20 個教省（總教區）。
國籍神職人員領導：由中國本地神職人員負責牧養各地方教會團體，同時落實本地代表，其中包括隨後任命的中國首位樞機，田耕莘
（Thomas Tien Ken-sin）樞機。
第 4 頁：省思與展望的時刻（一）
然而，這些體制上的發展本身，並未能解決一個持續存在的挑戰，就是，如何培育出在信仰上既深植於中國文化與生活，同時又與普世
教會保持共融的天主教徒。
今年[2026年]，正值我們慶祝首批中國籍主教祝聖一百週年，以及中國聖統制建立八十週年。
因此，對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而言，我們或許已來到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應當開始透過“同道偕行”的對話，共同分辨中國聖職人員、修道
人及平信徒的培育之道。
第 5 頁：省思與展望的時刻（二）
考慮到中國教會的歷史以及當前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我們該如何透過對話來構想未來的培育工作呢？
中國教會的培育工作，必須滿足成為一個“既普世又地方的教會”的需求，使這份宗教信仰能被中國人欣然接納為“屬於自己人的信仰”，就
如同佛教在中國的歷程一樣，儘管基督宗教與佛教有著很大的區別。
為了讓中國教會能達成這一至關重要的轉化，我們該如何透過對話來培育並促成可能的共鳴？
第 6 頁：有什麼選擇？
請允許我分享一些在過去已經被提及過的，同時也被中國學者們所關注到的想法
本地化，中國化，跨文化性
第 7 頁：不同路徑選擇——本地化（一）
雙向且持續的對話：福音轉化當地文化，同時讓本土的文化價值與表達方式豐富教會的生活，例如“中國禮”。
禮儀與敬拜：融入本土音樂、藝術、語言，以及具有特定文化內涵的禮儀動作（如祭祖）。
建築與藝術：運用本民族的面貌特徵、傳統服飾與地方建築風格來描繪聖經人物與神聖藝術，例如身著中式服裝的聖母瑪利亞與聖子耶
穌。（配圖為白慧群繪製的中國畫風聖母子像）。
第 8 頁：不同路徑選擇——本地化（二）
問道與教理講授：將聖經概念與神學上的隱喻，翻譯成切合本土的成語、諺語及哲學架構，使其與[本地的]群體價值產生共鳴。例如利瑪
竇將《若望福音》一章一節，翻譯為“太初有道，與天主偕”。
面臨的難題：本地化帶來了兩個互相關聯的難題：一是“文化的福音化”，二是在缺乏完整的信仰參與的情況下，對福音進行純文化層面的
理解。
第 9 頁：中國化（一）
宗教中國化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非常強調將“宗教中國化”作為一項國家政策。這個宗教中國化的
政策要求包括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在內的五大宗教，與黨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價值觀，以及愛國主義精神保持
一致。
習近平指出，持續推進宗教中國化（中國官方用這個術語來表達：引導各宗教適應中國政治與文化的措施），這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
“必由之路”。而這長治久安也就包括宗教、民族與社會的和諧。
第 10 頁：中國化（二）
建築與文化轉向：宗教場所在結構上被重新設計，以體現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例如將清真寺的圓頂改為中式飛簷屋頂）。
文化适应还是政治引领：學者們指出，“中國化”與其說是對漢文化傳統的一種文化適應，不如說是一種“國家化”（Chinafication），也就
是在政治上與黨和國家保持看齊。
作為愛國愛教的信友，或許可以幫助政府在切實可行，且適當的範圍內，為所有在中國生活的人實現良政善治。
第 11 頁：跨文化性（一）
動態與共同建構：指在跨文化互動過程中，共同建構與協商意義、態度及視角所涉及的動態關係與進程。
在尊重中相互影響：強調平等的交流互動，參與者在其中敞開自己，願意接受其他傳統的影響甚至被轉化。
第 12 頁：跨文化性（二）
有意義的自我覺察：要求審視自身的“民族中心主義”，從內部正視不平等現象，並減少僵化的刻板印象。
“第三空間”：鼓勵探索不同文化模式之間的落差，從而尋求共同點與共同的表達方式，來幫助彌合分歧。
第 13 頁：跨文化性（三）
教宗本篤十六世（時任拉辛格樞機）於 1993 年在香港舉行的[亞洲主教團]信理委員會會議上發表講話，主張以“跨文化對話”取代單純的
“本地化”。
跨文化性植根於自然法與人類的理性，同時也存在於每一個文化當中的、使[文化之間的]相遇成爲可能的“信仰文化”。他[教宗本篤十六世]
將跨文化性視為一個平台，讓不同文化與宗教傳統在此相遇、進行相互修正，並透過人類理性審視其實踐、倫理與文化層面的影響。
從上述特徵來理解的“跨文化性”，與我們教會當前大力倡導的“同道偕行”有著諸多相似之處。
第 14 頁：聖職人員、修道人及平信徒的跨文化培育（一）
跨文化培育同時認真對待基督信仰與國家政策，因為這兩者共同塑造了中國天主教徒的生活環境。例如，探討如何成為一名愛國愛教的
天主教信友。
透過真誠發言、同理心傾聽、尋找促進共同福祉的交集，同時在尊重中保留分歧，以待日後採取行動。這種[形式的]交流能讓我們既作為
忠信的天主教徒與愛國的公民，與對話夥伴攜手同行。
我們需要銘記在心的是，引發緊張局勢的分歧，背後往往存在着沒有被承認，或者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第 15 頁：聖職人員、修道人及平信徒的跨文化培育（二）
跨文化培育應幫助學習者更好地覺察自身的盲點與認知局限，同時探尋（分辨）彼此的共通點與共同的渴望，從而協助大家開闢出富有
成效的替代路徑，以化解[文化間的]落差或緊張關係。
歷史上的“中國禮儀之爭”是一個痛苦的歷程，但卻結出了讓們受益至今的果實。然而，可能這場對話還尚未結束。
第 16 頁：聖職人員、修道人及平信徒的跨文化培育（三）
跨文化培育應為我們的年輕一代做好準備，透過奠定堅實的知識與經驗基礎，並配合藉著“聖神內的交談”所形成的必要靈修根基，來培育
一個同道偕行的教會。
例如，香港教區要求各堂區運用“聖神內交談”方法來制定各自的三年牧靈計劃。據部分堂區反饋，這是一次令人大開眼界的體驗，大幅提
升了堂區教友的歸屬感與大家的主人翁意識。
第 17 頁：結論
結語：透過跨文化培育，我們的聖職人員、修道人及平信徒將具備必要的知識與方法，使他們能夠同時“成為真正名副其實的”天主教徒與
國家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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