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在中国的普世教会的面容，首批中国主教祝圣一百周年”

罗马（信仰通讯社）—今天，我非常高兴能与各位一同纪念首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一百周年。事实上，他们是当代首批中国主教，此前，只有罗文藻一人于1685年接受祝圣。今天的研讨会因着两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教弟兄，而更加令人喜悦，他们分别是北京总主教区的若瑟·李山总主教，以及最近祝圣、成为海门教区主教的依纳爵·丁祖耀主教。海门正是1926年祝圣的主教们所受托牧养的宗座代牧区之一。
我很高兴在此列举他们的名字：胡若山主教，台州宗座代牧区；朱开敏主教，海门宗座代牧区；赵怀义主教，宣化宗座代牧区；孙德祯主教，蠡县宗座监牧区；成和德主教，蒲圻宗座监牧区，以及陈国砥主教，汾阳宗座代牧区。
他们的祝圣无疑标志着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同时也是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之间联系的一次格外深刻的体现。六位新任牧者在各自的出生地接受了信仰，经过漫长的旅程后，从伯多禄继承人手中领受了主教职务；随后，他们再次被派遣回自己的土地，肩负起牧养基督羊群并在当地进一步传播福音的使命。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教会学意义，简要思考那位极力推动这一计划实现的人物所作出的选择及其所怀有的愿景，将是有益的。
事实上，正是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26年年初采取的坚定行动，为首批中国主教在罗马接受祝圣的筹备工作注入了决定性的推动力。在化解传教士们的磋商以及罗马教廷的辨别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疑虑之后，教宗庇护十一世亲笔明确作出决定，将中国六个辖区交托给本地牧者，其中部分辖区是专门为此次机会而设立的。“教宗决定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推进，否则就永远无法取得任何良好而稳固的成果”。当时担任传信部部长的王老松枢机的一份笔记，记述了教宗庇护十一世在1926年2月4日就这一问题接见他时所表达的坚定意见。
实际上，即使只是对历史进行一番快速考察，也足以揭示教宗本人及其决策在促成首批来自中国的主教于梵蒂冈祝圣这一事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多种因素共同塑造了教宗庇护十一世对未来传教事业的愿景，并加深了他对亚洲大陆以及当时所谓远东地区的关爱。
首先，天主教会具有普世性的特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深刻变革。那场巨大灾难的记忆，确实在人民生活、国际关系，尤其是在世俗与宗教思想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早在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便已在他的宗座牧函《夫至大》中，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推动战争后教会的传教使命。该牧函被视为当代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大宪章”。
宗座牧函《夫至大》强调了三个核心要点：
拒绝殖民主义：批评海外传教与西方列强国家利益之间逐渐形成的某种关系；推动本地圣职人员的发展，使教会在任何地方都不被视为外来的事物；传教使命必须具有福音的幅度，传教的使命不是“传播人的王国，而是基督的王国”。
以此为基础，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任期内，教会在欧洲倡导的“基督和平”的理念，早在十九世纪，作为对日益加剧的阶级冲突及其暴力的一种纠正，也因此获得更广泛的意义，并逐渐超越了社会层面和以欧洲为中心的前景，并扩展至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背景，从而回应不同国家与文化之间和平共处的议题。
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观点中，旧大陆日益加深的危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这一危机的典型结果，其解决之道在于秉持普世性的观点，向其他民族开放，因为这些民族同样蒙召加入基督的王国，并分享由此带来的和平。
因此，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任期内，自上个世纪初以来持续发展的传教动力，根据新的理念和方向得到了重新组织。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对欧洲以外民族，尤其是亚洲民族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正是在1926年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祝圣六位中国主教时的讲道中，表达了对他们土地的真诚敬意，将其描述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自最遥远的古代起，文学与艺术便在其中繁荣发展”。这一观点，即使在当时的天主教领域内，与对非基督宗教文明所普遍持有的看法，即“坐在黑暗和死亡阴影下的民族”截然不同。
这种全新的理解方式，坚定地以传播信仰和基督之名为传教行动的方向，同时从一种单一文明，认为是真正的文明，因而需要输出和传承的观念，转向文明的多元主义。每个文明都具有自身内在的本质，尽管并不完美，但要求人们付出努力，实现彼此相遇和对话。
这一创新的传教模式，在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26年2月28日颁布的通谕《教会事务》中得到了采纳和倡导。该通谕颁布时，距离六位中国主教抵达罗马接受他们的祝圣仅数月。
文件明确阐述了天主教传教事业的若干原则。这些原则如今看来或许是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具有真正创新的意义：本地神职人员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辅助元素，而是被赋予治理教会的全部责任；培养本地主教成为教会的结构性目标，也是确保教会未来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本地修会团体应成为这一计划的重要部分，成为全面覆盖的传教组织；最后，教宗要加强了解当地的思维方式，并重视其本土文化，对有效传播信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传教事业也成为其他地区的推动力量和前驱，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其他大洲，这些地区很快便采用了同样的传教模式。
而中国方面对教宗庇护十一世这些决定的反响确实十分热烈。这一点可以从时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于1926年8月18日致函传信部的一份报告中看出：“《教会事务》通谕、六位中国主教的任命以及他们在罗马的祝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传教使命仿佛是一个电击，唤醒了人们的灵魂，并引领他们踏上新的道路。随着六位中国主教的任命，教宗正式结束了一个历史时期，并开启了另一个历史时期。”
因此，教宗具有远见的传教理念以及坚定的牧灵决心，对当代首批六位中国主教一事的成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细读教宗于1926年10月28日发表的那篇简短讲道，便会毫无疑问地发现，教宗希望与这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建立一种个人且深具灵修意义的联系。首先，教宗表示，他特意选择在这一天举行祝圣礼，因为七年前的同一天，他本人也被祝圣为主教。他将这一巧合称为“一份极其珍贵的恩惠”，并表示自己将永远为此感谢天主。
随后，他特别强调了为这项礼仪所选定地点的象征意义：“事实上，我们召请你们来到这座城市，天主教的中心，是为在这座奉献给伯多禄的神圣大殿举行祝圣礼。中国主教职务的初熟果实与新生嫩芽，……你们必须从这里返回各自的地区；我们说，从这里出发，因为这里是所有宗徒事业的源泉。”最后，教宗以深情的言语，总结了这一时刻所建立的信仰联系：“可敬的弟兄们，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瞻仰伯多禄。……而伯多禄则怀着深厚的情谊接纳了你们。”
显而易见，在教宗的愿望中，这一意义非凡的时刻，并不仅仅是一项明智的传教策略。他旨在表达一个更深层、更根本的现实：伯多禄继承人与宗徒继承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它是教会生命的构成要素，是宣讲基督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为分辨福音见证的宗徒性。
从教会团体生活的最初几个世纪起，教宗与主教之间便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建立在基督所赋予的使命之上，并在圣神的共融中得到滋养。正如伯多禄蒙召坚固他的弟兄们一样，伯多禄的继承人也是教会牧者们可见的合一标记。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主教们，则在同一信仰、同一使命和同一爱德中，彼此之间以及与教宗保持着合一。地方教会众多，民族的声音与面貌各异；然而，基督的奥体只有一个，所有人都蒙召为之服务。
在这令人惊叹的天主计划中，伯多禄的首席权与主教们的使命绝非彼此对立的，而是属于同一个教会的共融。主教们作为宗徒团体的成员，除了负责照料自己的教区之外，也参与对整个教会的责任，即“对所有教会的关怀”。另一方面，在罗马主教身上，这种普世的关怀具有一种特殊的深度，因为它是由基督所赋予的，与整个教会至高、圆满、普遍且直接的牧灵权力相结合。
因此，伯多禄继承人的职务对于个别地方教会，并不是以一种外在权威的形式，如同从外部介入，相反，而是内在地属于教会生活本身。
伯多禄职务在天主子民每个部分中的内在临在，绝非一种政治性的霸权，而是彰显了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之间一种奇妙且相互内在的关系：二者并非彼此不相干或仅仅并列的现实，而是基督的唯一教会内在的关联的幅度。正如《教会》教义宪章所表达的：“基於這種大公精神，每一部分都向其他部分及整個教會供獻自己的優長，這樣使全體及每一部分，大家彼此相通，在統一中共謀圓滿，而得增長。”
基于上述神学基础，教宗庇护十一世与首批六位中国主教之间以如此鲜明且富有象征方式建立起来的联系，对于我们当今时代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我认为，至少可以从这一点提出两个反思方向。
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件，首先有力地提醒我们关注教宗与在中国的天主教主教之间的共融问题。圣座始终认为，这是其工作的一项根本指导，或许更具决定性的要素。
从1926年10月28日那光辉的开端，直到今天，历经多次影响世界历史的复杂事件，圣座向中国迈出的每一步，都旨在提供并维护这种共融关系以及切实有效的沟通。
根据一些基本原则：个人必须真正渴望共融，并且必须具备使共融得以表达的外在条件；主教与教宗之间的沟通，“不能、也不应该自己介入实现正义社会的政治角色中。教会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国家。但同时不能、也不应该置身于正义而奋斗的范围之外。”最后，应当认识到，对于教宗而言，所有受洗者都是一样的子女，无论他们在具体的历史与政治环境中，基于良心作出的选择。
在这一方面，教宗方济各于2018年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后所撰写的讲话，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话见证了教宗为与生活在中国的弟兄们建立牧灵联系所付出的喜悦与关怀：“我想讓你們知道，自從我被托付伯多祿牧職以來，就體會到中國教友真誠地渴望在與伯多祿繼承人及與普世教會保持圓滿共融的情況下活出自己的信仰，為此我感到莫大的慰藉。”
由此，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提出对未来的期望：今天，教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主教之间，确实经存在着实质性的共融；愿这种共融在一个逐步和分享的进程中，找到越来越具体的方式，使其得以表达、滋养和巩固。
第二个反思方向涉及共融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在六位主教接受祝圣的那一天，教宗庇护十一世以一段有力的使命委托结束了他的讲道：“在这庄严的时刻，基督的代表也完全有理由将主的圣言重述给你们：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你们那广袤无垠的地区,庄稼已经发白；又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并且：你们去宣讲、教导、施洗、祝福。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常存的果实。”
这一委托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具体情境，标志着一个更普遍的过渡的开始：尽管西方传教士的工作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为在中国的教会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从那时起，中国本地天主教徒开始进入一个承担更多责任的新时代。
恰好在这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也能够怀着与教宗庇护十一世同样的喜悦确认：今天，中国的天主教，尤其是他们的主教们，蒙召成为中国传教使命的主体。他们肩负着荣誉与责任，要承接这一历史进程所留下的遗产，成为教会生活的主角，并以不断更新的动力，推动福音在他们土地上的传播。这正是圣座始终以深厚情谊关注他们，以及所托付给他们的子民的原因，并以最真诚的意愿，陪伴和支持他们走好这一道路。
因此，共融与使命是教会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两个层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皆是如此：没有使命的动力，共融便会停滞不前，甚至有可能逐渐消逝；反之，若缺乏共融的生命纽带，使命则会分散成无数条毫无成果的小溪。
在结束这篇简短的历史回顾之前，我愿引用教宗良十四世几天前所发表的第100届普世传教节文告，而这一节日正是由教宗庇护十一世设立的。我愿将这些话作为我对中国教会未来的特别祝愿。“与基督结合的奥秘，正是传教使命的核心。耶稣在受难之前，向天父祈祷说：“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祢在我内，我在祢内”（若十 七21）。这些话揭示了主耶稣最深的渴望，同时也显示出教会作为祂的门徒团体的本质：一种源自天主圣三、在圣三内并藉圣三所维系的共融，为服务全人类的手足情谊，以及与整个受造界的和谐相处而存在。门徒们之间的合一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传教使命服务。耶稣清楚地说：“为叫世界相信是祢派遣了我”（若十七21）。唯有透过一个和好、友爱且精诚团结的团体所作的见证，福音的宣讲才能获得其完整的传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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