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战火中的传教事业：战争年代的世界传教节

Marie-Lucile Kubacki
梵蒂冈城（信仰通讯社）—“我们的传教士就在那里，坚定地站在信仰的战壕中，像哨兵一样警醒地守卫在最前沿的岗位上”。
一九四O年十月十九日，战争也蔓延到了传教区并摧毁传教区的教会团体。一次广播讲话中，有听众提问到“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传教士们在做什么？他们怎样生活？又怎样开展工作”？时任圣座传信部秘书长的刚恒毅总主教做出了开篇卷首的回答。自一九三五年起，刚恒毅总主教开始担任传信部秘书长。
通过广播讲话，刚总主教希望这番话能够在世界传教日前夕传达到广大信众的耳中。在本社的新闻简报中，一年一度的传教节不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些身处遥远地区的人，那些被拘禁的传教士、与外界隔绝的团体、没有物资来源的司铎和修女，以及被暴力席卷的民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间，这些讲话讲述了一个在战争中努力坚守自身使命的传教事业。即使援助、交通联系和人员流动的可能性不断减少，传教士们仍试图继续放祈祷、教育和救助的场所。这些讲话呼吁人们慷慨解囊，但同时也要求祈祷，以及一种能够跨越战争阵营和冲突分歧的团结精神。其关注的核心并非国家的威望，而是那些托付给传教士的人，以及当地教会的未来。
从区分福音与政治利益，到寄望于在废墟上重建未来，刚总主教的这些话语见证了一种在战争考验中仍然坚持不变的忠诚。
超越国家界限的福音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本社刊登了传信部秘书长刚恒毅总主教在宗座额我略大学的一篇演讲，为迎接十月二十二日世界传教节的演讲，题目是《传教事业中的基督与凯撒》，探讨了基督徒宣讲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刚总主教引用福音中的话——“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强调传教事业必须摆脱国家的干涉，也必须警惕可能影响“某些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倾向。
报道中写道，“基督宗教并不是以一个民族的宗教身份出现在世界面前，而是作为全人类的宗教而出现”。他驳斥了一种“严重却普遍的误解”，即认为传教士是“本国民族观念和国家影响力的宝贵传播者”，能够为本国的政治和商业扩张铺路，传教士不能成为一个“冒牌的领事代理人”。战争刚刚爆发之际，这些话明确地将传教事业从列强之间的竞争中区分出来。同时，指出了随着战争的持续而越来越显而易见其重要性的任务，即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使他们“即使在战争时期也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从而减少外交政策给传教事业造成的损害。最后，演讲把战争所造成的毁灭与另一种可能的行动方式进行对照，“当人们彼此残杀的时候”，传教事业的爱德仍然能够在这个“混浊的世界前景”中点燃“一束善良与希望之光”。
比约十二世的广播讲话
一九四O年的广播讲话中，刚总主教谈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革命动荡时期，一名传教士曾写信给自己的主教说，“感谢您为我提供逃生的机会。但是，我们的前辈在危险时期从未离开自己的岗位”。信的末尾，他作出了决定，“如果我们必须为传教事业的历史增添一页，那么，我们就必须懂得以同样的风格书写这一页。我们留下来”。刚总主教将这段话视为一种“英雄主义的风格”，即对传教使命的忠诚远远高于追求个人安全。
不过，讲话中，传信部秘书长也坦诚，传教士因遭到拘禁或被限制行动，他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阻碍”，有时甚至“完全陷于停顿”。因此，他们的坚持也必须得到实际的支持。讲话第二部分，刚总主教引用圣经中的哀叹——“孩子们求饼，却没有人掰给他们吃”——并解释说，“一些传教士确实已经陷入饥饿，我们向他们伸出援手”。传教士祖国同胞以及宗教机构的援助已经无法送达，因此，他请求听众至少提供“一点儿面包”，帮助他们度过艰苦的生活。
就在同一天，即一九四O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六，教宗比约十二世也亲自向美国各州的主教和天主教徒发表了广播讲话。他的声音跨越大西洋，鼓励美国天主教徒继续支持传教事业。教宗提到了那些在医院和学校中工作的传教士和修女，也提到了“被各国冲突染红、变得荒凉的广大地区”。福传事业中“庄稼成熟、等待收割”的意象，与“冲突、废墟、苦难以及无数需求的飓风”交织在一起。比约十二世把祈祷与物质援助结合起来，指出“祈祷的奉献……不可与实际行动的奉献分开”。这些捐献应当帮助“推进已经开始的善工、修复受损或被毁坏的事物”、扶持脆弱的事业，并使已经存在的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因此，为传教事业发出的呼吁也同时成为对和解的呼吁。因为“世界和平本身也是教会的一项使命”。本社在报道世界传教节的消息中，再次提到了教宗的这番讲话。尽管讲话特别针对美国人，但信众们感受到，这也是对每一个人的呼吁。
相比之下，刚恒毅总主教为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世界传教节发表的呼吁以一声感谢开始：来自不同国家的捐款已经比前几年的总额增加了数百万。他写道，“如果想到战争，以及几乎全世界人民不得不承受、并且至今仍在承受的各种不可避免的匮乏，那么，这种爱德事业的增长就具有深刻的意义”。正因为捐献产生于共同的匮乏之中，这份礼物才显得更加珍贵。相关背景资料记录了这场动员的规模。意大利宗座信仰传播善会的募集金额从一九三九年的 6,635,216里拉，增加到一九四O年的 7,564,559里拉。为了筹备一九四一年世界传教节，各地致函本堂司铎，同时准备讲道材料、圣像以及宣传单页。广播讲话则由意大利广播收听机构播出。这一机构，即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I的前身。与此同时，梵蒂冈广播电台也采用多种语言重新播出了这些讲话。由此，团结与援助通过堂区、报刊和广播逐渐形成了一张覆盖广泛的网络。
在毁灭中建设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八日，刚恒毅总主教发表的世界传教节文告主题为《天主之城的建设者》。开篇卷首，传信部秘书长谈及对一个不同世界的期待，其中显然带有圣奥思定思想的影子。“全世界都在等待，希望在这场战争冒烟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但他指出，重建“首先不是物质层面的事实，而必须是精神层面的事实”。在那些正在战斗的士兵之外，他还指出了“另一些士兵，他们沉默、手无寸铁”，分散在最遥远的地区，为这个新秩序承受苦难并辛勤工作。送达传信部的信件，充分验证了这一叙述的具体而真实。一位来自中非的主教报告说，他依靠收到的捐款维持了自己的传教事业。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替了邻近一个宗座代牧区中被拘禁的传教士。一位来自西非的主教则关注非洲本地神职人员的成长，“当传教区拥有经过良好培育的非洲神职人员时，传教事业才算成熟”。届时，非洲籍司铎也将接过“信仰的火炬”，再将它传递下去。刚总主教评论说，传教事业“必须最终发展成为本地教会”。战争证明了这一点的必要性：当外国传教士被拘禁时，本地司铎能够代替他们，帮助“挽救局面”。然而，对神职人员的培养并不仅仅被视为应对紧急情况的措施，而被看作基督信仰团体走向成熟的道路，是“天主计划中的安排”，也是“教宗所愿意看到的”。
一九四三年九月的呼吁采用了一个将毁灭与信心结合在一起的标题《传教事业将重新站立起来》。战争就像一场闯入花园的飓风，撕落鲜花和枝叶。坚韧的植物虽然被风暴压弯，却仍然能够重新挺立，并再次开花。传信部不断收到传教士发来的“痛苦之声、哀求之声”。他们处于停滞、拘禁和饥饿之中。然而，传信部秘书长写道，“从来没有传来过一句气馁的话”。这篇文章并没有淡化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一枚炸弹在一所女修会的住所爆炸，一次便造成15位修女死亡。幸存者虽然身负重伤，却没有离开她们的“爱德岗位”。除这些遇难者外，康斯坦蒂尼还提到了那些与自己的团体分离、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传教士。一位主教把这种处境称为“不流血的殉道”。“这是一种没有流血的殉道，却漫长、令人精疲力竭，而且极其痛苦”。而且，对那些被遗弃的基督徒的牵挂，使这种痛苦更加沉重。另一位传教士从集中营写信说，“我们在这里努力通过祈祷和学习，使自己的时间得到有益的利用。只有天主知道未来将给我们带来什么。然而，我们会依靠他的恩宠，努力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过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已经欣然接受，并奉献给他。我们牢记圣哥伦巴诺的至理名言——‘Christi sumus, non nostri我们属于基督，而不属于自己’”.
在这里，人们同样能够在本地教会中看到希望的嫩芽。刚总主教指出，“幸运的是，传教士们到处都建立了修院”。在许多地方，本地司铎代替了那些被拘禁的传教士。几乎各地的修道院仍继续开放，“但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复兴的希望已经存在于那些继续接受培育、并努力支撑基督徒团体的人身上。
从废墟走向重建
《振作精神！》是刚总主教为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世界传教节广播讲话选定的主题。开篇之际，他强调“世界传教节已经连续五年在战争造成的荒凉中举行”。人们开始期待局势出现转机，但希望并没有抹去战争的牺牲。讲话中，提及60位传教士殉道，其中包括一位主教。其中最令人痛心的见证来自一位修女，她和同伴们在轰炸、饥饿和漫长跋涉中被从一个岛屿运往另一个岛屿。她们在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被送上船，随后她们的船遭到了空袭。她回忆说，“我们47名修女中，只有4人毫发无伤，其中24人当场死亡”。司铎们陪伴并照料临终者，而那位肩部受伤的主教后来也去世了。“我们和那些尚未离世的修女们重新宣发圣愿，并一起祈祷”。传信部秘书长再次呼吁援助传教士，他们已准备好重新开始工作，但他们需要援助。对于同样经历了战争损失的信徒，他请求他们也可以为缅怀自己已逝的亲人而奉献，同时把目光投向和平的未来。“让我们所有人都以坚定而宽广的心共同努力，使一个更加人道、更加基督化的新世界，在战争的废墟上，无论近处还是远方，重新建立起来”。
随着战争岁月的持续，保存在本社档案中的资料所用的纸张越来越薄、越来越粗糙，墨迹也越来越褪色。一九四四年，在一份与世界传教节相关的文件不远处，可以找到这样一则消息，“在一九四四年，我们能够提供的全部内容，也就是文章和新闻，总共只有115页，而且仅仅供意大利报刊中的极少一部分使用。……我们没有必要向订户和读者解释，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当时情况下，无论从道义还是物质上，都已经是力所能及了”。最后，文章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我们希望，局势很快能够使远方传教区和我们的新闻简报重新建立起因战争而中断的联系。这样，我们就能够全面恢复我们的工作”。
到了一九四六年，“重建”这一主题变得更加明确。十月十二日，本刊发表文章，题目是《重建：以什么为基础？》。作者是拉扎罗·阿奎斯塔帕切蒙席，他曾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五五年担任本社编辑。在评论刚恒毅总主教的呼吁以及教宗比约十二世致日本主教们的一篇文告时，作者回顾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努力，即重新聚集四散的基督徒、重建被毁的建筑，并重新开放天主教机构和事业。但最重要的，首先是一场“道义和精神上的重建”。“以福音为基础、以基督这块基石为基础，每一位传教士过去一直都这样建设，今天也将继续这样重建”。
从战后走向“支离破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考验时代的终结。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世界传教节文告中，刚恒毅总主教描述了非洲传教事业的发展，以及印度从外国传教区逐渐走向本地化的过程。与此同时，远东一些地区的教会却“像地下墓穴时期的教会一样受苦、流血”。标题采用了圣保禄宗徒的话《我们用祝福回应他们的咒骂Maledicimur et benedicimus》。总主教提出了一个关于基督徒面对殉道所应持态度的深刻思考，“如果我要把那些送达传信部的可怕描述全部告诉你们，那就太长了：破坏、逃亡、驱逐、修生四散、基督徒群体离散、抢劫、杀戮，以及因艰苦困顿而死亡”。然而，他接着说，“虽然肉身软弱，精神却是坚强的。……没有一句仇恨或气馁的话传到传信部，只有充满深切怜悯的话语。我们用祝福回应他们的咒骂Maledicimur et benedicimus。在传信部，我们始终不仅与自然层面的现实接触，也与超性的现实接触：教会正在受苦、祈祷，并坚持下去”。
从战争年代到战后时期，世界传教节从来都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活动，也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根基始终深深扎根于非常具体的现实之中。正因如此，今天的信徒仍然蒙召支持传教事业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并不是在支持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在支持那些留下来、继续工作，并努力建设天主之城的人。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说的，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场“支离破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这段历史记忆在今天尤为值得我们重新认识。
（Agenzia Fides 08/1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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