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维斯科枢机和马伦戈枢机谈“在世界的荒漠中沿着《宗徒大事录》的足迹传教”

Marie-Lucile Kubacki
罗马（信仰通讯社）—阿尔及尔总主教让-保罗·韦斯科枢机和乌兰巴托宗座监牧宗座监牧乔治·马伦戈枢机接受本社采访，介绍了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和蒙古的传教经历。两位枢机为我们揭示了纵横在撒哈拉沙漠和戈壁草原间的传教观，那就是传教并非行动主义，而是一种谦卑而充满希望的临在，蒙召在并非以基督宗教为主的社会中宣讲福音。
请问两位，教宗良十四世于四月致枢机主教们的信中，就教会传教使命，谈到了有必要重新振兴《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请问，“传教”对您们意味着什么？
让-保罗·韦斯科枢机：对我来说，“传教使命”这个词首先像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留下来？我们想活出什么”？我认为，“为什么”的问题比“如何”的问题更有成果。生活在一个教会处于少数派且在法律上受到限制的国家，我学会了传教的衡量标准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也不是我们活动的可见程度，而是我们存在的真实程度以及我们希望的质量。我常把我们的教会比作一个残障人士，从外部看，人们主要看到他不能做什么；但他所能做的，每一件都要付出代价。同样，传教不是一种表现，而是一种忠信。最重要的并不首先通过言语体现。我们通过自身的存在、通过以尊重他人信仰的方式建立关系，来宣讲被钉十字架的默西亚。对我而言，传教就是彰显希望，往往是以一种安静、甚至脆弱的方式……。
乔治·马伦戈枢机：当我听到“传教”这个词，特别是在《福音的喜乐》光照下，我立刻想到的是一种关系。那是差遣者与被差遣者之间的关系。“传教使命”一词来自拉丁语动词，意为“派遣”。它意味着差遣者与被差遣者之间一种真实而活生生的关系。这并不是“帮我完成这个任务，把这本书送去”那样的简单委托，而是完全不同的层次。传教使命是在一个深层次上被活出的，在那里，我们交付自我。否则，我们就会停留在表面，只“做事”而忽略“存在”。
在蒙古这样的环境中，公开宣讲受到规范，而教会又非常微小，传教使命呈现出一种低调与亲近的面貌。我常引用一位蒙古教理员的话，在蒙古的早期，教会并没有送来成箱的书籍，而是派来了人。传教使命正是在这种谦卑、关系性的临在中活出来，使基督能够通过极其简单的人际媒介触及人心。
两位都生活在沙漠或戈壁滩之国。在此背景下，您们怎样理解“传教使命”？
韦斯科枢机：在阿尔及利亚，大部分国土实际上是沙漠。但80%的人口生活在20%的地区。沙漠极其辽阔，却只居住着少数人。三千年伊始，我抵达那里时，在贝尼阿巴斯生活了一年半。查尔斯·德·福高曾在那里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隐修地，我也在那里学习阿拉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把我带到了阿尔及利亚。那时，我真正体验了沙漠，它的浩瀚、与游牧民族的相遇……。我想，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是我失去的“天堂”。当选道明会法国省会会长，不得不在二十四小时内返回法国时，我经历了一场存在危机。那时，我是奥兰教区的副主教。其中一个迹象是，我再也无法像在阿尔及利亚时那样向德·福高祈祷了，感觉好像失去了他。有一天，在巴黎，我走进圣奥斯定堂，正是德·福高当年皈依的地方。我重新诵读弃绝祷文时，我的心中豁然开朗。我明白了，无论在巴黎还是别的地方，只要与德·福高同在，我都可以重新找到幸福。在沙漠中，人需要一位向导。我曾与一位游牧朋友一起长途行走，但很难跟上他的步伐。当我能够把自己的脚步真正踏入他的脚步中时，一切就完全不同了：我拥有了他的力量。我对自己说：跟随基督行走，与走在祂的脚步中是两件不同的事。对我而言，传教就是逐渐学会走在祂的脚步之中，而不仅仅满足于沿着祂的足迹前行。
马伦戈枢机：当我成为主教时，因为蒙古的教会还不是教区，而是宗座监牧区，我被授予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古老教区头衔——阿尔及利亚的卡斯特拉·塞维里亚纳。我很高兴自己与那片土地、沙漠以及查尔斯·德·福高建立了联系。我没有在沙漠真正生活过，但在蒙古一个非常接近戈壁沙漠的地区生活了十四年。戈壁滩是世界上最大的寒冷沙漠，我也经常前往那里访问、探险。对我来说，沙漠首先是一种“空”的经验，浩瀚无垠的空间延展。当我置身沙漠中央时，我会感到被邀请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关系的稀少使一切都变得更有分量。在城市里难以发生的一些对话，在那里反而更容易发生，因为人们更容易敞开自己。浩瀚与亲密是相连的，人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但与此同时，晨昏的影子会非常长，因为太阳在地平线很低的位置升起和落下。这仿佛在提醒我们被召唤走向比想象更伟大的事物。这种经验塑造了我对传教使命的理解，它不再是大量的活动，而是少数却极其深刻的关系，在这种“空旷”中，一切反而变得更加珍贵。
今天，您们生活在大城市中。与沙漠相比，城市如何改变传教的生活方式？
韦斯科枢机：对我来说，沙漠就在城市之中。我曾在贝尼阿巴斯体验到一个绿洲，那里社会性非常强，人始终处在关系之中。奥兰已经有所不同，而城市越大，对我来说就越像一片沙漠。人们更加孤立，建立关系也更困难。在一个穆斯林社会中做基督徒，在贝尼阿巴斯比在阿尔及尔要容易得多。可以看看雷内·沃亚姆的经验。他试图追随德·福高的榜样，前往沙漠中的埃尔阿比奥德·西迪谢赫建立修道团体。但战后，这些弟兄们逐渐意识到沙漠就在城市中、就在贫困之处。于是，福高灵修家庭的精神发生了彻底转变。因此，对我们而言，传教就是到这些城市中的沙漠去，孤独与关系贫乏构成的空间。
马伦戈枢机：对我来说，在沙漠中与天主建立关系比在城市中更容易。这并不是说在城市不可能，而是沙漠的环境与景观本身有帮助，人更自然地倾向思考；而城市则充满干扰。城市是高度孤独的地方，但往往是一种消极的孤独，是在众人之中仍然孤独。而在沙漠中，人可以体验一种积极的孤独。例如，乌兰巴托是一座非常拥挤的城市，二OOO年后人口激增。全国一半人口集中在有限空间中，同时仍保留游牧式思维，这带来了巨大的共处挑战。我认为，必须在城市中心保留沉默的空间，让人能够倾听智慧之言。分布在首都的佛教寺院就是人们反思的重要场所。在教会中，我们也希望堂区成为和平之地，既是人与天主相遇的地方，也是人与人相遇的地方。这是今天城市堂区的首要使命。
在您们的国家中，传教并不涉及主动劝人入教，教会也受到严格的法律与文化限制。这些限制如何重新定义传教？
韦斯科枢机：当有人说“你们受到限制”时，语气往往带有贬义。但我不这么认为，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古典芭蕾舞者，她们看起来仿佛拥有没有限制的身体、轻盈自由，但这一切建立在极其严格训练与约束之上。第二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残障者，两者在我看来是相通的。在我福传的使命中，在阿尔及利亚是否有某些“我不能做的事”？其实几乎没有。我们通过自身存在与希望来宣讲。
马伦戈枢机：我很认同这一点，“限制”这个概念帮助我们回到本质。有时，当人以为自己可以做一切事情时，反而容易迷失并耗尽在大量事务之中。因此，悖论性地说，在一个少数群体的处境中生活、面对外在限制，反而是一种通向更大自由的训练。这迫使我们抓住真正重要的东西。法律与文化的约束，反而间接帮助我们回到核心。
但在公开宣讲受限、必须保持极大谨慎的情况下，还能称之为传教吗？
韦斯科枢机：我无法把传教简化为显性/隐性的对立。我只知道，在阿尔及利亚，我比在欧洲更常谈论天主，因为人们不断地向我提问。对我而言，更深的问题是：我如何承认他人信仰中的真理。我想到皮埃尔·克拉韦里主教的一句话，“我是信徒、我相信有天主，但我并不声称拥有天主……。天主不可被占有、真理也不可被占有，我需要他人的真理”。
根据我个人的现实经验，谨慎意味着低调，但也意味着尊重。我们的临在之所以谨慎，是因为它尊重他人的声音。这种谨慎是一种细腻、尊重与现实感，不提出过多问题，不破坏刚刚建立的信任关系。记得在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个圣诞节，街上没有任何外在节庆标志，但我们的团体中却有非常强烈的喜乐，许多人至今仍怀念。回到法国后，我以为会更传统，但反而想念阿尔及利亚的圣诞节，它是无法比较的。
有人批评我们做社会工作却不谈基督，但我们没有刻意禁止自己这样做。我很喜欢德斯蒙德·图图的话，“我的生命就是许多人将阅读的福音”。并不是不断谈论祂，而是让祂在生命中显现。当他人问“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我认为，那正是传教力量所在。
马伦戈枢机：我非常熟悉皮埃尔·克拉韦里主教的这句话，也非常敬佩他。每年，我们都会与传教士一起反思，必须在一个深层次上活出传教，把我们的一部分自我奉献出去。否则，我们就会停留在表面，只做事而忽略存在。
在一个限制如此多的环境中，还谈传教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中所解释的，传教首先不是外在行动，而是一种谦卑、关系性的临在，福音的喜乐承载的。有时我发现，在西方人们乐于接受发展项目，但当你说“我们为基督而来”，就会感到不悦。重要的是回到与基督的关系。正如我们的传教员讲师鲁菲娜所说的，“教会派来的是人，而不是一包包书籍”。如果传教只是传播信息，那发一条短信就够了。但传教更美好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与基督的活生生关系，使我们被祂接纳本来的样子，并进入爱、喜乐与圆满的循环之中。
在欧洲，信仰塑造了大教堂。在蒙古，游牧民族生活在蒙古包这样轻盈的结构中。今天，哪种教会形式更适合传教？
韦斯科枢机：我想到泰泽团体创始人罗哲修士。最初，弟兄们聚集在村子里一座小小的罗曼式圣堂中。后来，不知为何来了很多年轻人，一位弟兄建筑师开始建造一座混凝土教堂。有一天，罗哲弟兄看过施工进展后愤怒地离开了。因为他觉得一切都变得僵化了。但在复活节前几周，弟兄们意识到教堂太小了。那位建筑师说，“只有一个办法，拆掉前面的墙”。从那以后，原本的石结构保留，同时增加了可调整的部分。这就是罗哲弟兄所说的临时性的动态。在阿尔及利亚，我们与土地的关系也很特殊。福音的第一次传播早于圣奥斯定，后来经历了伊斯兰化与殖民时期。曾经存在的大多数教堂，如今要么成为废墟，要么变成了清真寺。我们生活在遗产的痕迹与当下的脆弱性之间。石头的逻辑和帐篷的逻辑都很重要，建筑不仅是一种空间，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当建造一座大教堂时，不可避免地也会包含建造者的自我。但同时也有超越性、有美，而美能够支撑祈祷。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不是？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分辨过程。
马伦戈枢机：对于年轻的教会来说，重要的是去观察那些信仰塑造了艺术、音乐与圣建筑的社会。福传的一个结果是，与基督的相遇不仅塑造个人生活，也塑造生活方式、政治选择与艺术选择。同时，我也很欣赏蒙古游牧文化中那种“暂时性”和轻松感，以及它的节俭：不花太多钱去维护建筑。但对我们传教士来说，一个风险是一到达就立刻开始建造东西。我们来自那些教会本身也是物理空间的地方，有时会先建建筑，再期待团体随后出现。在蒙古，我们有64位传教士、来自29个国家。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国家的教会模式，并有时试图复制它。建造美丽教堂的愿望本身是很好的，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开放问题。如何在轻松与临时性（非常契合蒙古文化）与稳定礼拜空间的合理性之间取得平衡？也许我们被召叫去创造某种混合形式。
最后一个问题：两位都生活在仍处于初生阶段的教会中，尽管都承载着古老的基督宗教临在。那么，《宗徒大事录》中初期教会的经验怎样成为你们的灵感来源？
韦斯科枢机：确实，我们的教会很像《宗徒大事录》中的初期教会，而意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撑。像初期教会一样，我们渴望成为一心一意、同心合意；也像他们一样，我们同样经历撕裂、冲突、不信任与嫉妒。也常常感觉必须从零开始重建，并且更真实、更具体地体会到《宗徒大事录》和保禄书信中所描述的那些困难。同样，像最初的教会一样，我们惊叹于圣神在人的生命中所做的事，这种工作在人看来是无法解释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分裂者的力量在团体内部运作。在阿尔及利亚，我们极少数的基督徒群体中，过去三年有四人去世，其中包括我们两位修生中的一位，他被视为天主的恩典。二O二五年复活瞻礼领受洗礼的两位新人，在半年内相继回归天国；另一位在要求领洗两天后，遭遇意外事故受重伤。这也许正是初期的恩宠，直接面对邪恶的试探与试炼，同时也直接感受圣神的气息。
四月教宗牧灵访问期间，我原本希望向他呈现一个阳光明媚、微笑的阿尔及利亚。但突如其来的风暴扰乱了准备的一部分。我一度感到受伤，直到我明白：我们呈现的不是明信片式的形象，而是一个心火炽热的小教会，在风浪中真实地挣扎与见证。
马伦戈枢机：在蒙古，我们经常把《宗徒大事录》作为灵感来源。书中描绘的情景，正好反映我们的日常现实，光明与阴影交织，因此也给予我们信心与希望。我们深切感受到，要陪伴第一代基督徒的责任，他们以信仰的纯真给予我们很多启发。特别重要的是《宗徒大事录》中向外邦人传播福音的情景。教会初期，人们逐渐意识到福音是为所有人的，因此必须走向与以色列传统没有直接联系的民族。这正是我们今天的经验，在与亚洲宗教传统相遇时的经验。《宗徒大事录》的教导中，我们感到被召叫去“将福音向蒙古人娓娓道来”。通过简单而低调的见证，在真实的兄弟情谊关系中自然开花结果。
（Agenzia Fides 24/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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