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隆巴尔迪神父谈首届中国教务会议、梵二大公会议和基督信仰对“现实世界”的希望

梵蒂冈本笃十六世教宗基金会主席，耶稣会士费德里克·隆巴尔迪神父
梵蒂冈城（信仰通讯社）—在此，我们全文发表梵蒂冈本笃十六世教宗基金会主席，耶稣会士费德里克·隆巴尔迪神父在宗座传信大学开学典礼暨《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国际研讨会文集发布会上的讲话全文。
首先，我认为有必要高度赞赏这部精美的著作，即去年在这里举行的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其中，还收录了前一天在米兰天主教大学为纪念同一事件而召开的研讨会上的三篇重要报告。
除了罗马和米兰的演讲者们（在此就不重复他们的名字了）在教会和文化领域的高水平之外，还有五位权威演讲者，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的新主教沈斌，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重要人物（郑晓筠教授和刘国鹏教授）、两位知名中国文化机构负责人（谭立铸教授和陈瑞琪神父）。他们专程从中国前来参加，本身就彰显了这一活动在发展文化、教会关系以及——我们不妨说——在促进中国与西方相互理解方面的重要意义。除了演讲者——非中国籍与中国籍——之间的平衡之外，这一出版物完全采用意中双语出版这一事实也赋予其特殊价值，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我的意思是，双语形式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与所讨论的主题以及推动上海会议取得重大进展的精神相一致。
这本书内容丰富，极具价值。它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一百年前的重大事件——这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整体发展也具有关键意义。
通过书中多篇论述，我们得以将上海教务会议置于当时中国复杂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加以审视——帝国终结与共和国诞生的过渡时期；置于教会历史脉络中审视——其与殖民主义及民族国家兴起的关系；当然更具体地，置于圣座与中国关系史的维度中审视。
刘国鹏和陈瑞琪的论文，使我们得以了解教务会议的筹备过程、选择上海作为举办地的考量、会议的进程及面临的挑战——从宗教术语到教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以及罗马对最终文件的修订与批准、后续的接受与发展。
这整个过程中，刚恒毅总主教的伟大形象尤为突出。他勇敢地忠实执行本笃十五世教宗关于天主教传教事业革新的指示，使传教事业明显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这真正颠覆了现状和观点，其目标明确在于培养和提升本土神职人员，为任命中国主教做准备，从而减少对欧洲传教士的几乎完全依赖。唯有如此，天主教会才不再被视为外来者，而是真正属于中国的教会。与此同时，中国民族意识在摆脱殖民主义及其对中国人民尊严和悠久传统造成的深刻屈辱的过程中日益巩固，这种意识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刚恒毅总主教的作用可被视为决定性的，但我们不应忽视其他声音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国方面的声音。否则，我们将再次不自觉地重蹈偏重欧洲视角的覆辙。
因此，本书中提及马相伯这一人物是恰当的，李天刚教授在详尽的报告中对其进行了清晰的勾勒。作为上海一个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家庭的成员，他加入了耶稣会，并在耶稣会接受教育，但由于与法国兄弟们的紧张关系，他离开了耶稣会，却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成为一位重要人物，并在创办天主教大学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先是在上海与耶稣会士一起创办了复旦大学，然后在北平创办了辅仁大学。因此，他有力地支持天主教会融入中国教育和文化领域，并强调本土神职人员不仅需要数量上的增长，更需要文化上的提升。
在这次简短发言中，我主要想强调两点。
在通读文集，特别是中国作者的论文后，我似乎发现，近几十年来，关于教会与中国对话与相遇之桥的若干基本支柱，正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共识。
其一是利玛窦及其首批同伴和中国友人。其二是刚恒毅与上海教务会议及伴随而生的教会运动。
正如我所说，第一位代表人物是利玛窦及其事迹。大多数发言任都将其视为积极的文化与精神态度的典范，这种态度基于尊重与对话，基于教会与中国文化之间相互尊重且富有成果的相遇——用利玛窦最珍视的一个词来说，就是“友谊”。虽然使用了“调和”或“适应”等术语，但这无疑是当今我们所称的“本土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第一阶段，或者——正如中国人今天坚持使用一个含义尚不明确的术语——“中国化”的第一阶段。
事实上，如今无论是教会当局——从近几任教宗开始，还是中国当局——不仅包括教会当局，还包括包括最高层在内的世俗当局，都普遍将利玛窦视为东西方对话与交流、基督教与中国现实之间积极的文化与精神态度的典范。尽管存在局限性，利玛窦和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所做的工作仍可被视为教会与中国对话与交流的桥梁上，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一个坚实支柱。
遗憾的是，随后漫长岁月里——甚至可称之为真正悲剧性的时期——这种关系陷入了深刻危机。先是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随后是欧洲列强对基督信仰传教团的“保护”关系与殖民主义交织的模糊性。天主教方面所犯的错误——包括修会团体间的冲突、与罗马教廷的误解，以及传教士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尽管他们本性慷慨），迫使我们对教会及其传教史进行深刻反思。多少拒绝、怨恨、反对，甚至暴力和戏剧性的迫害，都是由此而来的后果。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感受着这些余波和回响。针对这整套“过去的错误与局限”，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禧年请求宽恕的时刻，代表教会向中国、中国人民及其当局发出强烈呼吁，恳求宽恕： “为此，我向所有因基督徒的某些行为而感到受辱、受伤的人们请求宽恕与理解”。
在此背景下，上海教务会议及其后续影响、刚恒毅的工作，成为具有决定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其影响将持续深远。这次国际研讨会-交流的价值，正如这部文集所见证的，正在于巩固并分享对这一事实的认同。不仅来自天主教会及其权威人士与学者，也来自中国社会各界及教会团体。
与殖民主义的妥协必须终结。天主教会在中国并非外来者，不是被引入的，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必须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尽管不脱离普世教会更广阔的共同体，但它以其千年的文化传统，已成为中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要使这一切转化为教会团体具体的生活，并让教会外的对话者理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为应对历时形成的反对力量所付出的代价依然极其高昂，且至今仍在持续， 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上海教务会议和刚恒毅的工作构成了天主教会与中国之间交流桥梁的新支柱。用我们的中国发言人，例如刘国鹏的话来说，我们已经从深刻的适应转向了真正的“本土化”。
当然，上海会议不应被视为孤立事件或单一插曲，而应理解为一个包含其他关联环节的核心进程。首先是比约十一世教宗祝圣首批中国主教——明年我们将迎来这一事件的百年纪念；随后是比约十二世教宗最终解决了中国礼仪之争并确立中国教会的圣统制。刚恒毅总主教返回罗马后，作为传信部秘书长，也为这些后续步骤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尽管随后发生了冲突，但所有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教会与中国关系发展中一个坚不可摧的新支点。甚至可以说——这似乎有些悖论，后续冲突未能摧毁这座桥梁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自利玛窦时代以来基督信仰在中国扎根之深，以及帝国终结、现代中国诞生后天主教会重新实现“本土化”的坚实基础。
我们必须继续传播并深化人们对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性的认知与信念。因此，关于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的讨论必须持续深化，并与明年即将到来的中国主教祝圣百年纪念活动相衔接。
在此，我想请诸位关注第二个要点。
如果我们继续以桥梁支柱的比喻来阐释，会议记录中的某些关系还突显了后续支柱的重要性。正如上海教务会议体现了教会视野的更新与拓展，以期更真实、更深入地接触中国身份与文化。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则拓展了教会与现代世界的对话视野，涵盖了现代世界的广阔疆域与多元文化。这也有助于与中国当前向世界开放的动态互动，郑晓筠教授对此做出了着重强调。另一位中国发言人谭立铸引用了伊夫·孔加尔的思想，认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的天主教似乎对现实世界几乎不抱希望。希望已从普遍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转变为个人的、末世论的”（第156页）。就个人而言，我还要补充一点：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在希望中得救》通谕中，也对基督信仰希望观过于狭隘和个人主义的倾向提出了批判性思考。一个自视为地球未来主角的新中国，并不认为自己与教会存在矛盾——教会始终关注人类及其共同家园的命运，并承担着共同责任。上海主教沈斌则援引了历任教宗的著名论断，特别是方济各教宗针对中国所重申的观点：成为一名好基督徒与成为一名好公民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另一位发言人谭立铸则敏锐地强调了普世性与本土化的兼容性，甚至必要性。因为“普世性体现在差异中，而非消弭差异”（第160页）。
总而言之，尽管文集中某些篇章仍显露着僵化与绝对化的倾向，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内容令人充满信心——既因其让我们认识到历史进程的轨迹，也因其鼓舞我们培育积极的前景。
此外，它们提醒我们：中国教会的道路始终伴随着圣神的引领与护佑。
在去年大会开幕式上，教宗方济各发表视频讲话明确指出：“圣神使他们聚集一堂，在他们中增进了和谐，将大家带上他们中许多人都从未想象过的道路，同时也克服了困惑和阻力。引导教会的圣神也是如此”（第17页）。中国发言人谭立铸谈到了圣神工作的主题，在谈论同道偕行作为第三个千禧年教会适当的行动方式或风格时，以及谈论“与圣神同行”时，他热情而坚定地重申了圣神的作为。因为这样，天主的教会才能与中国同行、与中国人民同行、荣主益人（第159页）。
这不仅是这些简短思考结束时的一句敬语。我们想强调的是，这种努力具有深刻的精神价值，因为它有助于加强普世教会中的共融与参与结构，从而也造福于中国教会。
在此背景下，请允许我在最后指出：无论是利玛窦神父还是刚恒毅枢机，他们的列品程序都在进行中，并得到了众多中国信徒的欢迎和支持。他们为福音传播、为基督信仰与中国文明的相遇所做的开明工作，不仅是智慧的结晶，更是倾听圣神的基督徒美德的体现。让我们满怀信心，继续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继承他们的精神遗产。
谢谢！
（Agenzia Fides 11/1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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