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 四个世纪服务于福音：传信部大楼与宗座乌尔巴诺公学

Marie-Lucile Kubacki
罗马（信仰通讯社）—六月十一日在罗马宗座传信大学乌尔巴诺公学举行的纪念传信大楼四百年专题学术活动中，圣座福音传播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代理部长路易斯·安东尼奥·戈金·塔格莱枢机强调指出，“宗座传信部大楼不仅仅是罗马的一座历史建筑。四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具体展示着罗马教会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的使命”。传信部历史档案馆主办的学术研讨主题为“传信部大楼的捐赠：1626—2026”，塔格莱枢机的话，高度概括了这一活动的精神主旨。
从维韦斯的捐赠到今天的福传部
开幕式讲话中，塔格莱枢机将两大纪念活动联系在同一历史脉络中，即费拉蒂尼宫（后来的传信部）捐赠四百周年、宗座乌尔巴诺公学迁往贾尼科洛山丘校址一百周年。一六二二年一月六日，教宗额我略十五世创立“传信圣部”。塔格莱枢机指出，“这座宫殿首先具有历史和宗教意义，因为它与传信部密不可分，也因此与福传使命紧密相连。尽管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后，随着神学深化和牧灵视角的转变，以及教廷机构改革的推进，福传工作的理解和实践有所发展，但这一使命依然延续着一六二二年一月六日教宗额我略十五世创立原传信部所开启的事业”。
部长枢机进一步表示，“四个世纪以来，历任教宗根据教会与世界的新需求，不断改革罗马教廷及其传教机构。最近一次改革，是先教宗方济各颁布的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设立了今天的福传部。在良十四世教宗领导下，这一部门继续在全球开展福音宣讲工作。福传部下设的两个部门之一，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至今仍在这座大楼内办公，为传教事业服务”。
这座建筑原名“费拉蒂尼宫”。一六二六年六月一日，西班牙教士胡安·包蒂斯塔·维韦斯蒙席将其以“附带式赠与”的方式捐给了圣座，条件是建立一所传教学院。
根据维韦斯蒙席的遗愿以及捐赠契约，“这座宫殿成为一所传教公学所在地。一六二七年八月一日，教宗乌尔巴诺八世颁布宗座诏书《永生天主之子Immortalis Dei Filius》正式创立这一公学”。根据目前研究成果，公学的实际运作大约始于一六三三年，即维韦斯于一六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去世后的第二年。这以机构被命名为“传信部乌尔巴诺公学”。自成立之初，它就面向世界各民族和国家招收学生，培养他们成为传教士、福音宣讲者以及地方教会的建设者。一六三三年，这座宫殿同时成为传信圣部的正式办公总部。
胡安·包蒂斯塔·维韦斯：一位值得重新发现的捐赠者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两个环节分别由两位学者负责协调。第一部分由宗座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皮埃尔安东尼奥·皮亚蒂教授主持；第二部分由葡萄牙耶稣会士努诺·达·席尔瓦·贡萨尔维斯神父主持。贡萨尔维斯神父同时担任《文明公教》杂志总编，并在宗座额我略大学教会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任教。
维韦斯蒙席的生平是研讨会期间许多发言的核心议题。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位通过捐赠奠定整个传教机构基础的人物。
传信部历史档案馆馆长弗拉维奥·贝卢奥米尼蒙席根据档案文献指出，建立传教公学的构想早在一六二二年一月传信部最初几次会议期间便已形成。而维韦斯的住宅，则经过围绕费拉蒂尼宫产权问题的长期法律争议后，逐渐被规划为教宗为信仰传播事业设立的中心。
随后，罗马的西班牙人蒙塞拉特圣母堂，即罗马西班牙国家教堂及西班牙教会历史研究所所长何塞·海梅·布罗塞尔·加维拉蒙席进一步补充说，将维韦斯置于十七世纪初西班牙及教会政治网络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更完整地展现了这位重要捐赠者在当时教会与外交体系中的地位。
布罗塞尔蒙席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具有卓越的重要性和令人惊讶的复杂性。无论是其人生经历还是教会生涯，都仍然有待一部与其在教会传教机构历史中所发挥作用相称的严谨学术传记来加以呈现”。他介绍说，“维韦斯曾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代理人；曾担任刚果王国驻宗座圣座大使，也是西属尼德兰总督大公在罗马的代表。此外，自传信部创立之初，他便是这一新机构的重要成员”。
身为罗马西班牙国家教堂主任司铎，布罗塞尔蒙席表示自己“是其墓地的守护者”。根据维韦斯的遗愿，他被安葬在教堂圣所区域，且“墓地上没有任何墓志铭”。然而，具体埋葬地点至今仍然不明。“即使近年来利用雷达技术进行探测，也尚未能确定其确切位置”。
这位西班牙教会历史研究所所长还表示，“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他记忆的守护者”。去年六月十八日，塔格莱枢机主持了这一研究所正式发布的一项专门研究胡安·包蒂斯塔·维韦斯蒙席的学术计划。项目负责人是方济各·胡安·马丁·罗哈斯神父兼教授，首批研究成果预计将在今年十二月举行的学术会议上公布。
布罗塞尔蒙席继续介绍，维韦斯曾先后三次尝试创办传教性质的公学。第一所设在人民广场附近，旨在促进新教徒归化天主教；第二所是为希望成为传教士的教区司铎设立的； 费拉蒂尼宫的公学则是第三次尝试，也最终取得了成功。他还引用了维韦斯于一六二五年底写给教宗乌尔巴诺八世的一封信。其间，维韦斯将购置费拉蒂尼宫视为服务于信仰传播的行动。他写道，购买这座宫殿“是为了服务于信仰的传播”。并希望这一新计划能够“极大促进信仰团体的发展”。这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后来乌尔巴诺公学的诞生。
布罗塞尔认为，纪念维韦斯最好的方式是“以严谨的学术方法继续研究他，使他既不被遗忘，也不被神话化，从而让他的形象重新获得其在教会传教机构历史中应有的位置”。
乌尔巴诺公学：不断革新且不背离初心的家园
从乌尔巴诺公学的角度来看，现任院长阿曼多·努涅斯神父将一六二六年的捐赠重新解读为一项兼具法律和灵修意义的行动，其动力来自维韦斯及其同伴们对传教事业的热忱。“这一捐赠首先是具体展示了维韦斯蒙席以及与他共同推动这一宏伟计划的人们的传教热情”。
最初，公学“可以说是一所专门为传教事业服务的宗座公学”。直到一六四一年，它才正式隶属于一六二二年成立的传信部。
努涅斯神父特别强调，修院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团体和家庭。“是一个家园、一个家庭，同时也是一个团体”。最初位于费拉蒂尼宫的公学原址，在数百年间不断扩建和改造，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团体需要。最终，一百年前，决定将公学校址迁往罗马的贾尼科洛山丘，并于一九三一年正式启用。
努涅斯神父认为，费拉蒂尼宫捐赠四百周年与公学迁址百年两项纪念活动同时举行，恰好体现了乌尔巴诺公学在法律、精神与实质层面历史延续性的有力象征。其在不断改革自身的机构设置与培养体系的同时，却始终未曾丧失自身身份。这一点，与罗马其他机构（如罗马公学）的演变路径形成了明显对照。
院长继续指出，乌尔巴诺公学属于极少数能不断孕育新机构的教育机构之一，例如宗座传信大学及其他传信部所属公学均由其发展而来。但它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特身份与自主地位，从未因此消融。与罗马公学的演变历程相比，这种情况尤为罕见。即使规模不大，但公学的过去和现在仍然是“那始终需要不断更新的教会的一个鲜活缩影。这种更新，并不是为了迎合时代潮流，而是为了更加忠实于上主所赋予的传教使命”。
努涅斯神父强调，今天的公学团体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和礼仪传统多元化的特征。这一团体让人能够真实体验到“传教使命的本质在于丰富的恩典交换；传教使命从来不是单向的”。因此，在修院日常生活中“传教的风格只能是对话”。正如梵二大公会议和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救主的使命》通谕中明确指出的。
展望未来，院长认为，乌尔巴诺公学即将面对的改革也必须遵循“同道偕行”的原则。他援引先教宗方济各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同道偕行是天主期待当代教会所走的道路”。为此，无论未来涉及组织结构改革、法律制度调整、经济管理更新，都必须始终把“真实的团体本身，连同其丰富性和实际需要放在中心位置”。
空间不足与迁往“寂静之丘”
本次研讨会的另一条重要主线是重新审视二十世纪初传信部总部与公学所面临的空间问题。随着机构发展，位于西班牙广场、著名建筑设计师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参与设计的巴洛克式传信部大楼，已无法同时满足传信部中央行政机构和日益扩大的乌尔巴诺公学这两项功能的需要。
此前，贝卢奥米尼神父已经说明，传信部与公学最初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规划。二者被视为“教宗的两大臂膀”。其中一只负责全球传教事业的治理；另一只负责培养派往万民中向外邦传教的神职人员。
宗座传信大学图书馆的卢卡·巴尔杜奇回顾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为解决空间不足问题所作的多次尝试。其中包括修建通往旁边街道建筑的人行天桥；在传信部大楼旁的广场上建造地下通道；寻找其他别墅或地产再建公学新址。但是，这些方案最终全部流产了。他特别引用了一份一九二四年的调查报告，其中描绘了一幅相当严峻的形势。临时改造的集体宿舍、126名修生挤在狭小空间内；电车与街道交通产生持续不断的噪音；学习与修院生活环境已经明显受到影响。
在此背景下，迁往贾尼科洛山丘成为一个必然选择。自古以来，这座山丘便享有“寂静之丘”的美誉。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和意大利诗人贾苏埃·卡尔杜奇都曾这样赞美它。因此，迁址并非单纯出于审美考虑，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更适合学习、祈祷、团体生活的环境。与此同时，新校址能远眺圣伯多禄大殿的穹顶，与梵蒂冈保持象征性的视觉联系。
巴尔杜奇还详细介绍了新校区建设过程中复杂的谈判和工程挑战。如购买原部分土地、加布里埃利别墅地块划分语北美公学进行的仲裁、建筑工地所面临的考古遗址保护限制、地质与工程技术问题，以及筹措巨额建设资金的困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总主教乔治·伯纳德·芒德莱因枢机。他成功获得了一笔大额银行贷款，资助了新校区建设以及后来著名的“蒙德莱因纪念图书馆”。巴尔杜奇指出，至今，他的贡献仍清晰地留存在传大校园内。
建筑：显露本质的神学表达方式
关于艺术与建筑的专题讨论表明，传信部的历史不仅写在档案文献之中，也铭刻在石材、空间与光线之中。
罗马智慧大学的玛丽莎·塔巴里尼教授，介绍了西班牙广场传信部建筑群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建筑群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叠加，十六世纪的费拉蒂尼宫原始建筑；加斯帕雷·德·韦基和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的扩建工程，包括学院翼楼、会议大厅以及最初的“三王来朝堂”。最后，则是弗朗切斯科·博罗米尼的大规模整体重构。他不仅完成了整个街区的建筑统一，还创造了双层走廊系统、精巧复杂的人流动线、高度讲究的采光设计。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巴洛克建筑艺术的杰出范例。
美国圣母大学的约瑟夫·康纳斯教授虽未能亲临现场，但发表了书面论文。通过一个具体案例，他展示了传信部建筑发展的微观历史。即从贝尔尼尼于一六三四年设计的“小三王来朝堂”，发展到博罗米尼于1660-1667年建造的“大三王来朝堂”。最初的小堂，很快因不断增加的重要恩人墓碑而显得拥挤不堪。为此，因礼仪需求、财政条件以及内部交通组织等多重因素，最终建成了规模更大的新圣堂。康纳斯特别分析了博罗米尼如何吸收并超越传统建筑模式。指出，建筑师借鉴了其它著名建筑的设计经验，对椭圆形平面进行了创新改造。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圣堂穹顶，肋骨结构形成如网状般的几何体系；自然光透过建筑结构倾泻而下，使人仿佛看见“圣神借着光的织网降临人间”。康纳斯将这种现象称为“博罗米尼悖论”。也就是说：他的建筑深深植根于古典建筑理论、大师著作以及古代和近代范例，但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却具有彻底原创的面貌。
康纳斯还比较了传信部大楼正面和贝尔尼尼为奎利纳宫的圣安德勒堂正面的设计。指出，两位同时代竞争者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哲学。贝尔尼尼“展示的是自己的文艺复兴传统。他向有学识的观众致意，让人联想到布拉曼特的法院宫和卡比托利欧山的元老院宫。他强调等级秩序，把最重要的部分置于更高的位置；通过低矮的侧翼控制整体环境，并用雕像填充空间，仿佛舞台上的演员一般”。而博罗米尼则完全不同，“他没有把建筑抬高，而是让它与街上的行人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他塑造天际线的方式不是雕像，而是弯曲起伏的檐口线。更重要的是，“观众无法后退去完整欣赏这座建筑。相反，是建筑本身向内弯曲，把沿街而行的人吸引进来”。最后，康纳斯总结道，“贝尔尼尼让人物像演员一样活跃在建筑舞台上；博罗米尼则追求纯粹的建筑本身，却同样创造出强烈的戏剧性”。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传教实验室
随着各项报告的展开，会议呈现出一个统一而清晰的图景。那就是，这一由宫殿、教廷机构与学院构成的整体，自创立之初便被设想为“教宗传播福音的家园”，始终在全球传教的中央管理与本地神职人员的培养之间保持紧密联结，从未割裂。
其间，提出了一项为期多年的研究计划，并通过两项节点性活动加以推进。首先是十二月举办的传信部起源学术研讨会；第二项是在二O二七年乌尔巴诺公学四百周年纪念之际举办的国际会议。这一安排显示，福传部始终从这一丰富历史中汲取力量，并将其视为并非静态的遗产，而是一个持续开放、不断建设、服务教会使命的“进行中的工程”。
（Agenzia Fides 17/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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