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创办的宗座传教善会新闻机构
罗马（信仰通讯社）—五月十二日星期二在宗座传信大学本笃十六世礼堂举行的《当代情境神学的里程碑》研学日上，圣座信理部部长维克托·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枢机了选择了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阐述“情境神学”，“正义战争”教义。指出，“我们以正义战争教义为例。确实，这一教义仍包含一些有现实意义的元素。但问题在于，如今一些参与政治的天主教团体，在司铎推动下，利用这一教义将所有战争都合理化为‘合法防卫’。在所谓紧急防卫的理由下，他们往往放宽或过度解释正义战争的条件。这表明，我们需要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这一教义，使其更加精确，也更具真正意义”。
情境神学更是分辨的领域
开幕式讲话中，圣座部长就阐明，情境神学可以帮助重新思考传统神学范畴，以避免其被工具化。因此，情境神学并不是相对主义的温床，而更像是一个关于教义进行分辨的空间。
正是基于这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这场题为《当代情境神学的里程碑》的学术研讨会，着重阐述了“本质上具有情境性的神学”的重要意义。教宗方济各在宗座牧函《推动神学发展Ad theologiam promovendam》中特别呼吁发展拓展这种神学路径，而与会重要学者史蒂夫·贝文斯则将其称为一次“真正的训导性转折”。
关于神学方法的个人经验
枢机还分享了个人经历，提到二OO七年为萨尔瓦多籍耶稣会司铎乔恩·索布里诺神父辩护。当时，圣座曾对其“解放神学”立场发“通知”，指其关于“穷人作为神学起点”的表述存在问题。并强调，“教会的信仰才是唯一基础的神学场所”。
对此，枢机认为，教会信仰确实是根本出发点。但也存在“补充性的其他起点”，不能被排除。他提出了“不可回避的直接语境”这一概念，用以强调现实处境对神学思考的影响 。
二O一O年被任命为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校长时，这篇文章曾引发了罗马方面的保留意见，并延迟了“无异议许可nihil obstat”。与圣座相关部门沟通后，他于二O一一年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其中既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也对部分表述作出澄清，并补充“正是教会的信仰，为我们以天主的眼光看待穷人、关怀他们的处境提供了最坚实而深刻的基础。……只有那些被教会信仰所光照的人，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针对边缘群体尊严的攻击所造成的恶”。并强调，神学家在思考时不能忽视“天主子民的痛苦处境”，因为情境本身会引导人更深入理解启示的丰富性。
最后，费尔南德斯枢机谈到情境与文化适应必须从福音核心出发。这一核心就是“宣讲基督的喜讯”。这不仅是起点，也贯穿整个教理与神学反思。所有神学都应以“与复活基督相遇的经验”为中心。福音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必须始终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时空中的情境性
罗马研习日期间，斯蒂芬·贝文斯教授《推动神学发展》中指出，“2023年11月1日是一个关键节点”。教宗方济各呼吁进行“范式转变”，使神学成为“根本性的情境性神学”。
但他同时强调，这一方向其实深植于神学长期历史之中：从圣经中多种不同声音，到圣奥斯定和圣托马斯的伟大综合，信仰始终是在具体历史处境中被思考的。例如，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信经宣信圣言“与父同性体”，正体现了这种动态过程。在不背离信仰的前提下，教义吸收了当时的哲学表达方式。
情境神学与文化多元化
安布鲁瓦兹·阿塔克帕则将情境神学与文化多样性紧密联系起来。指出“情境神学与文化多元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后者的结果。他回顾了一六五九年给中国和印度支那传教士的训令中强调的，“没有什么比试图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欧洲任何地方搬到中国更荒谬的了。你们应带去的不是这些，而是信仰本身——一种既不排斥、也不冒犯任何民族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的信仰。当然，前提是这些并不违背福音”。
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精神指引下，他引用国际神学委员会文件表示，“信仰的统一与表达的多样性根源于基督奥迹本身”。基督超越任何时代的表达能力，福音必须在每一种文化中被重新理解、表达与生活化。同时，福音既提升文化，也对文化进行“创造性的批判”。
五大洲的对话
会议的第二部分是来自五大洲，即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传大附属学院学者们的发言，将上述观点具体落实到不同情境之中。
在大洋洲，神学几乎是和海平面同时升起的。为出席这次研讨会经历了二十小时长途飞行的图塔伊奥莱波神父表示，鉴于基里巴斯和图瓦卢等岛国所面临的威胁，“许多人生活在失去自己土地的恐惧中。而这片土地与他们的身份认同及归属感紧密相连”。他强调，在此背景下，“神学成为一种先知性的声音，谴责不义，并推动对环境的关注”。而《论教会在现代牧职》宪章和《愿祢受赞颂》正体现了上述精神。
胡安·安东尼奥·普拉多指出，在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诞生于贫困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交汇之中。伊格纳西奥·埃亚库里亚将“世上的穷人”视为决定福音真理之处的所在；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则强调“如果穷人不能从他们自身的世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说明他们的希望，就不可能在解放神学上取得进展”。在这种视角下，穷人不仅是神学反思的对象，更是其主体。
朱塞佩·布萨尼教授指出，欧洲的情况则是面临另一种类型的危机。耶稣会士克里斯托夫·特奥巴尔德描述了一种“精神空虚”。而在这一背景下，布萨尼教授认为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强烈的灵性追寻”，但却“缺乏确定性、方向感混乱”。在这里，人们呈现出“无言的感受、无概念的预感”：上主并未被否定，而是被“视为无关紧要”。重读埃尔马尔·萨尔曼的思想时，布萨尼指出，我们已经从一个“精神高于身体、统一高于多样性”的时代，转向一个多样性、身体性、历史性与情感性占主导的世界，但人们尚未知道“如何在神学层面加以理解与整合”。因此，他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应不再把基督信仰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式的真理”，而应当呈现为一种“邀请性的理由”；信仰的奥迹应被理解为“空间与通道”，而不是必须被强加的“封闭结构”。
彼得·保罗·萨尔丹哈主教指出，根据亚洲主教团协会的理解，在亚洲，福传是一种三重对话的神学，即穷人、文化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三重对话”。他介绍方法论anubhava–vichāra–ācāra 方法（经验-反思-行动），并引用迈克尔·阿马拉多斯的话，“东方优先重视经验。实践比理论更重要；实践滋养理论，有时也会挑战理论”。他还指出，亚洲神学正在努力寻求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现实是对话性的、整体性的与和谐的”。并倾向于把绝对者理解为“在相对之中的绝对”。
最后，蒂恩德贝奥戈神父神父介绍了非洲的情况，指出“撒哈拉以南语境神学”的发展历程从“适应”到“道成肉身式的融入”，再到解放与重建。非洲神学家一直努力在自身文化中寻找能够表达基督的图像，例如“祖先”、“长兄”、“入门导师”、“医治者”、“领袖”等，以此来理解基督的意义。在他看来，若望·保禄二世鼓励下选择“‘天主的家庭教会’这一理念是非洲神学与其自身语境对话所结出的实际成果”。
一个神学的公教性
总结中指出，传大研习日勾勒出一种“神学的公教性”。其中，各地的神学在彼此之间展开批判而富有成果的对话。开幕式讲话中，维克托·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枢机曾警告，不应让思想被“罗马古典神学”以及“北欧神学”所“冻结”在某种固定模式之中。指出“有时需要一个‘疯子’，一个深深爱自己土地与人民的人，能够区分福音与那些在历史中沉积却并非其本质的文化层，并因此在本民族的生活经验光照下重新解读福音。这样做的目的，是促成一种我们不仅可以称之为‘灵性事件’，更是一种‘文化与语言的事件’，使人民能够在福音的表达中被充分地表达出来”。
史蒂夫·贝文斯再次指出，如果说情境神学是一种必须的要求，那么它也只是一个过程中的阶段。这一过程的下一步，可能是一种“新的神学公教性”。其中，各地的神学彼此之间展开批判而富有成果的对话，从而相互丰富。“只有在与世界各地的人民、与整个教会保持联系时，神学才能真正繁荣。我相信，我们越是向他人开放，我们自身的情境神学就越能在其独特性中发展壮大。神学不应彼此孤立，神学始终可以彼此学习”。
围绕情境神学的长途“漫步”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表明，关于福传与本地化的反思不能满足于一些原则性的宣示或口号。通过对各种处境与语境的理解，这一过程不仅不会导向相对主义，也不会导致对文化的神圣化，反而恰恰相反，使我们能够以更细致的方式进入现实的复杂性，并加深对信仰本身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福传。
（ML）（Agenzia Fides 13/05/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