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 Gaetan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总面积是法国的五倍。一九九二年,与圣座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个国家,核试验给一百五十万百姓造成的灾难,促使其今天在国际舞台上与圣座一道肩并肩地坚持不懈地、积极推动反核运动
阿斯塔纳(信仰通讯社)—即使像哈萨克斯坦这样天主教徒人数很少的地方,圣座的积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哈萨克斯坦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罗曼·瓦西连科在首都阿斯塔纳对我说:“与梵蒂冈的良好关系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梵蒂冈是一股向善的力量,而哈萨克斯坦也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向善的力量。我们倡导相似的理想、追求相似的目标,以建立和平、理解和对话”。
世界宗教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数百名宗教团体代表相聚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十二月十六日,这一年轻的共和国将迎来三十四岁生日。二O二二年九月,教宗方济各出席了世界宗教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
瓦西连科继续表示:“教宗方济各带来的信息极具建设性”。副部长补充道,他的政府也赞同教宗和伊斯兰大教长艾哈迈德·艾尔-塔耶比于二O一九年共同签署的人类友爱宣言。
在哈萨克斯坦举办大公运动和宗教对话精神论坛主要有三个目的:1)提高宗教领袖加强全球和平、稳定与安全的能力;2)促进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3)防止宗教竞争的破坏力。正如阿斯塔纳总主教托马西·佩塔蒙席阐述的:“它可以成为展示天主是和平之源泉的标志”。今年,组织者们召开会议规划未来:审议了一份文件,旨在推动宗教领袖们未来十年更加紧密的合作。
那么,究竟是什么激励这样一个新兴国家举办这一雄心勃勃的全球盛会?正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指出的,这一宗教盛会也是悠久历史的结果,“这种开放与合作的精神是你们传统的一部分。因为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不同传统和文化交汇共存的地方”。阿斯塔纳政府强调,能在哈萨克斯坦定期举办宗教领袖会议活动要归功于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二OO一年九月,波兰籍先教宗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时率先提出这一创意。他也是第一位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教宗。当时,距纽约九一一恐怖袭击爆发不到两星期,东西方冲突之风愈演愈烈之际。
此外,哈萨克斯坦非常有建设性地汲取了惨痛历史教训以及当时艰难的氛围,重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宽容、多民族和多信仰的社会。宗教灵修大会充分展示了这一身份,全面考虑到了哈萨克斯坦横跨欧亚;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其他国家接壤的战略性地位。
瓦西连科副部长重申,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社会”。以独特的人口和族群流动历史为基础:“甚至在遥远的地方也有天主教堂,如北部的奥泽尔诺耶湖。那里的波兰人在苏联时期被流放至此,因为哈萨克斯坦人的热情好客而幸存下来”。
在痛苦中发展建设
二十世纪末和五十年代初,被苏联当局怀疑不支持斯大林计划的数十万人被驱逐到了荒凉的哈萨克大草原。
一九三六年,三万五千多名居住在乌克兰边境交界地区的波兰人和两万名芬兰农民被塞进了一列火车,送往哈萨克劳改营。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十七万五千多名朝鲜人被从苏联远东地区送往哈萨克斯坦。由于当地官员没有得到通知,许多背井离乡的可怜人死于饥饿、疾病和无家可归。
一九三九年九月,苏联军队占领波兰后,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火车将大约六万名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送往哈萨克大草原。冬季,当地北部地区气温可达零下 40摄氏度。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斯大林主义者对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到伏尔加河畔定居的德国人进行了报复。被驱逐到东部的八十五万伏尔加河畔德国人中,有四十多万人也被安置在哈萨克斯坦。一九四四年,轮到车臣人遭受这种残酷的基于种族因素的大规模迁移了:四十七点八万车臣-印古什人被强行迁移到中亚最大的共和国。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这种做法逐渐放缓了。当时,苏联集中营遍布哈萨克斯坦各地。其中一个集中营,专门关押丈夫或父亲被当作叛徒逮捕的妇女;另一个集中营则是苏联最大的劳改营之一。也形成了哈萨克斯坦第五大城市卡拉干达。
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经济财富都是由这些被囚禁的工人创造的。他们的后代繁衍生息,造就了哈萨克斯坦的多民族特色。
天主教会在哈萨克斯坦
迫害成就了今天这个致力于多元化和对话的社会。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为此,我请出生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并在那里长大,现定居罗马的阿列克谢·戈托夫斯基谈一谈他对自己国家演变的看法。这位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视频制作人。
戈托夫斯基指出,“共同的过去强化了多元文化社会的理念。因为在集中营里的人,不是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波兰人或德国人,而是必须活下去的人。通过合作和互助,他们生存了下来。所以,我认为,在这段共产主义时期,每个人都一起承受苦难,然后互相帮助。而新的哈萨克斯坦,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一理念”。
在他看来,还有两个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有助于理解怎样通过苏联的经历,从多样性中锻造出伟大的团结,那就是:人们必须面对的身体状况和所处的恶劣气候。
这一点,“不同于德国那样的种族灭绝性集中营,人们不是去送死。他们被流放到那里去创建新的城市和工业。我的城市就是由流亡集中营的人建造的: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戈托夫斯基进一步介绍,“最大的挑战是极其恶劣的环境和气候。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合作,他们在哈萨克人的帮助下做到了这一点”。
戈托夫斯基接受的是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教育。当时,学校积极传授宽容和尊重宗教多样性等价值观。他曾是一名堂里的辅祭儿童,他还记得每当有庆祝活动时就要请假。文学课程中包括了学习圣经、教授俄罗斯历史的教室墙上挂着圣像。
哈萨克斯坦的主要传统宗教是伊斯兰教(哈萨克人的主要信仰)和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东正教)。一千九百万居民中,天主教徒最多只占 1%。谈到自己与穆斯林的关系时,戈托夫斯基表示,“对上主的信仰使哈萨克斯坦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从小就相信只有一个上主。我们不谈具体细节,但哈萨克人并不认为我是异教徒,恰恰相反。哈萨克斯坦穆斯林的态度更像是‘如果只有一个上主,祂也是我们的上主’。因此,我的邻居们会对我说:‘你去教堂时请为这个人或那个人祈祷好吗’?他们都是穆斯林,他们信仰唯一的上主。所以,如果祂存在,祂就为我们所有人而存在。一个上主。我和祂交谈、穆斯林和祂交谈,我们的主是同一个”。
解除核武器
宗教领袖大会经常探讨的另一个议题是核裁军。一份会议文件强调了“社会和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重要性”。
哈萨克斯坦的历史,充分说明了其公开反对核武器的坚定立场。
苏联军队将哈萨克斯坦作为其主要的核武器试验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九年期间,就进行了五百多次地面和地下核试验,主要在东北部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后更名为塞米伊)。 约有一百五十万当地人受到辐射的负面影响,出现了先天性缺陷和癌症发病率很高的现象。前苏联解体、宣布独立时,哈萨克斯坦拥有第四大核武器库存。四年后,新政府关闭了核基地,并与西方专家合作拆除了致命武器。由此,哈萨克斯坦不再拥有任何核武器。
访问阿斯塔纳期间,教宗方济各指出,“哈萨克斯坦做出了非常积极的选择,比如向核武器说‘不',并制定了良好的能源和环境政策。这是一个勇敢的举措。在惨痛的战争使我们想到核武器的时刻——这是何等的疯狂,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向核武器说‘不'”。
哈萨克斯坦继续在裁军领域发挥着国际领导作用,并与圣座一起努力争取《禁止核武器条约》获得批准。在没有得到美国、俄罗斯和以色列等主要核大国支持的情况下,《禁止核武器条约》于二O一七年生效。就在本周,签署国会议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
(Agenzia Fides 01/1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