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瑞典 - 瑞典重新发现自己是一片“传教之地”

Marie-Lucile Kubacki
斯德哥尔摩（信仰通讯社）—瑞典正在潜移默化地重新发现自己是一片传教之地，而且也是一片外邦人传教的土地。这正是北欧宗座传教善会安娜·比耶尼亚谢夫斯基·桑德贝里在每一天中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
安娜人生经历堪称独特。童年时代，她在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接受天主教信仰教育。后来，以政治难民身份来到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瑞典，并长期从事新闻传媒和教区传播工作。这样的经历，使她能够清楚而具体地理解信仰、文化与政治如何在瑞典社会中交汇。也使她深刻体会到，当自己的国家本身也是一片传教之地时“向外邦人传教”的真正意义。
您的信仰历程是怎样开始的？又是怎样来到瑞典的？
我的信仰历程始于我在共产主义时期出生在波兰首都华沙并接受洗礼。尽管当时教会遭受迫害，但波兰教会依然十分坚强。教会是人们寻求自由和安全感的地方。我成长在一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祖母经常带我去教堂、参加要理课程。父亲因参与“团结工会”运动而被监禁期间，我加入了一个天主教青年团体。正是那个团体，使我的信仰根深蒂固。
一九八四年，我和父母作为政治难民来到瑞典。起初，我们住在难民营，那里经常有神父前来探访，也有真正的教会团体生活。然而，当我们搬到斯德哥尔摩自己的住所后，与教会唯一的联系便只剩下主日弥撒。我曾努力寻找一个天主教青年团体，却始终没有找到。为此，多年来，我只是一个“履行主日义务的教友”，即每逢主日和瞻礼去参与弥撒，却没有真正的团体生活。后来，我学习法律，又攻读新闻学，并在基督教大公合一运动报纸《Dagen》工作了十五年，是编辑部中唯一的天主教徒。再后来，我主动写信给安德斯·阿博雷柳斯主教，希望能够为教区服务。我被聘为教区传播事务负责人。我认为，这是我信仰历程的下一阶段，即从教会内部服务于教会。
就您的观察，请介绍一下今天瑞典教会和宗教生活的现状？
我刚来到瑞典时，天主教几乎是看不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若望·保禄二世访问瑞典，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时刻。那时，天主教徒终于能够公开聚集举行弥撒。不过，从历史来看，自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一直受到禁止。直到十八世纪末，外国天主教徒才获准在瑞典实践自己的信仰生活。甚至直到一九五一，天主教徒仍不能担任医生、护士或教师，修会团体也被法律禁止。现代第一位瑞典圣人圣伊丽莎白·赫塞尔布拉德建立她的第一个修会团体时，因为修道院属于非法，只能把它命名为“女疗养院”。所以，对于许多瑞典人来说，天主教一直是一件十分陌生，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事物。随着时间推移，瑞典形成了一种深厚的世俗文化。
谈到“你相信天主吗”这个问题，瑞典人最典型的回答是“不相信，但我相信一定存在某种更高的力量”。过去如此，现在仍然是这样。瑞典人热爱大自然，森林、群山。在这些地方，他们会感觉一定存在“某种更伟大的东西”，却不会称之为“天主”。与此同时，瑞典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国家。今天，大约20%的人口拥有外籍背景，而许多新移民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包括天主教徒、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伊斯兰教已经成为瑞典最大的少数宗教，也是仅次于瑞典教会，即路德教会的第二大宗教团体。这一变化改变了整个宗教版图，相信天主已不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人们公开表示自己有信仰，也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
然而您经常提到瑞典社会存在一种强烈的反宗教氛围。这种氛围从何而来？又如何影响天主教徒？
个中原因是多层面的。首先，是宗教改革之后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反天主教传统。其次，是二十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社民党建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福利国家，免费教育和学校午餐、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五周带薪年假，以及对平等的高度重视。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对劳动者尊严的关注，与天主教社会训导有不少相通之处。
然而，同时也伴随着一种强烈的反宗教倾向。从历史上看，路德宗教会长期与地方精英和政府权力紧密结合。我有一位关系很近的瑞典亲戚，她是一位坚定的社民党人，对任何形式的宗教都抱有戒心。她从小生活的村庄里，牧师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服务他人的牧者，而是一位权力的拥有者。另一个亲戚因为是非婚生子女，曾受到教会的羞辱和排斥。为此，对许多瑞典工人阶级来说，宗教，特别是基督宗教，逐渐成为社会不公和人格羞辱的象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看法。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一种观念，即世俗化的人似乎比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加“高级”，也更加理性。
这种观念所产生的影响持续至今。其实，许多天主教徒希望能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传教者，他们也以自己的信仰为荣。但却担心遭到他人的负面反应，甚至被人嘲笑。有时，公共舆论对宗教并不友善，特别是对基督宗教。至今，基督信仰仍常常与十字军东征、殖民主义以及权力统治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公开批评伊斯兰教往往会被视为种族主义。因此，社会上的敌意常常更多地转向基督宗教。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女儿在高中时发现，从宗教角度来看，她与穆斯林同学之间的共同点，反而比与那些世俗化的瑞典学生更多。有些教师，尤其是教授社会科学课程的老师，公开持反宗教立场。在瑞典，公开反对宗教被认为是一件正常、可以接受的事情。这也使得年轻的天主教徒更加低调，他们并不总是愿意主动表明自己是天主教徒。因为他们不希望因此受到他人的评判。
您把北欧国家，特别是瑞典形容为“传教之地”，甚至提到“向外邦人传教”。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
传统上，当我们谈到“向外邦人传教”时，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非洲、亚洲等遥远的国家。然而，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北欧国家本身就是传教区。当我开始在宗座传教善会工作时，这一点变得十分清楚。长期以来，瑞典的宗座传教善会主要只是一个筹款机构。例如，我们会分发从瑞士订购的主显节祝福贴，而世界传教节更多时候也只是举行募捐活动。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甚至包括教区秘书处的一些工作人员真正了解宗座传教善会究竟是什么。
几年前，北欧主教团决定重新推动宗座传教善会的发展，并委托冰岛主教负责这项工作。随后，任命了一位宗座传教善会主任，同时邀请来自各北欧国家的代表前往冰岛接受培训。当时，我们被告知，我们的任务是推动传统意义上的海外传教，例如支持非洲、亚洲等地的福传事业。当然，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使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事实上，我们几乎立刻就指出，“我们自己就生活在传教区，我们这里同样需要传教士”。
瑞典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今天，甚至有人指出了一种“宗教文盲”现象。许多儿童和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不知道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对他们来说，基督宗教更像是一种遥远的神话故事。因此，我们当然坚定支持海外传教事业，包括蒙古以及亚洲其他许多充满挑战的地区。我们通过宗座传教善会筹集善款，推动教会的团结互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重新发现，我们的国家本身就是一片福传的园地。耶稣派遣宗徒“往普天下去”的福音使命，同样包括瑞典这个位于“世界尽头”的小角落。
实际工作中，您如何实践这种内外并重的传教使命？
对我而言，推动“向外邦人传教”同时意味着两件事情。一方面，我向瑞典的天主教徒介绍那些正式被教会列为传教区国家的需要，鼓励大家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当地教会；另一方面，我也借助这些故事，唤醒本地教友的传教意识。我常常告诉他们，“传教不仅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也发生在这里，就在你工作的地方、学校和社区”。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蒙召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传教士。
其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恐惧。因此，我们需要彼此扶持，让大家明白，见证基督并不是去支配别人，而是以谦卑的态度去服务他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拥有安德斯·阿博雷柳斯枢机这样一位主教，是教会的一份巨大恩典。他既坚定地活出自己的天主教身份，同时又具有深厚的大公合一精神，并积极推动宗教间对话。在媒体和社会大众的眼中，他不是一位追求权力的人，而是一位散发着爱与谦卑的人。这正在改变人们对天主教会的印象，也为福传铺平了道路。
这里还有一个十分美好的“反转”。长期以来，宗座传教善会一直帮助教会向非洲、亚洲以及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而今天，西方国家开始迎来“回流”的传教士。例如，我所在的斯德哥尔摩主教座堂堂区，就有来自尼日利亚圣保禄会的传教士。如果没有那些来自昔日传教区的司铎，今天瑞典不少堂区甚至无法正常运作。由此，体现了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奥体的真实面貌——恩宠的彼此流通。过去，我们培养神父，把他们派往海外；今天，他们所在的教会又把神父派遣到我们这里。这正是今天“向外邦人传教”最美写照，也是瑞典以极大的谦卑，重新发现自己是一片传教的土地的真实体现。
（Agenzia Fides 26/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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