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中国 - 上海教区东总铎区“唱响传扬福音的赞歌”迎接世界传教节

上海（信仰通讯社）―日前，上海教区东总铎区宣布，为了丰富教友信仰生活，提高堂区圣乐及礼仪生活水平，同时促进教友之间的共融与相互交流，将于十月十四日，即普世教会传教月，世界传教节即将到来之际举办第七届“圣歌祈祷会”，主题是“唱响传扬福音的赞歌”。东总铎区圣伯多禄堂将负责协调工作，上海教区各堂区准备一首与福传有关的歌曲，并于十月一日前将选好的歌曲上报给圣伯多禄堂马大超神父。
据上海教区网站http://www.catholic-sh.org/介绍，“天主教上海教区是中国天主教会的重要教区之一：开教较早，教区较大。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赴上海传教。自一六O八年起，在著名的天主教友徐光启及其家人的襄助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二百人领洗入教，为上海的教务进展奠定了基础。至十八世纪，上海一带已有教友达万余。此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上海地区的教务一直由外籍传教会管理，先后隶属于葡萄牙的南京教区和法国巴黎省耶稣会主持的代牧区。一九四六年，中国教会建立了圣统制，成立了上海教区”。目前，上海教区共有十四万多名教友，“教区开放圣堂、 堂点一百余所，每一区县都有至少一至两所圣堂，这些圣堂划分为五个总铎区。教区现有70多位司铎（包括借用的，名单附后），大部分是由佘山修院毕业。铎上述神职人员中，4位为荣退休养的老神父、15位在佘山修院神哲学部和泰来桥分院文学部执教、6位（全职或半职）在光启社服务；而其余大部分的神职人员都活跃在福传第一线，为上海教区十四万教友服务。所有开放的圣堂均有弥撒，但由于圣堂多神父少，某些圣堂、堂点还未能做到每周有弥撒；平时，由修士、修女和教友在本堂神父的带领下，为这些圣堂和堂点的教友服务。上海教区在一九八五年创办了教区的修女院，以圣母献堂修女会命名。二十年来，已经有修女发了终身愿，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耶稣基督。此外，发了暂愿的修女有80位，目前还在培养的初学生和试读生共有30位。一些已发愿的修女与神职人员一样，担负起了教区里的重要职务和牧灵工作”。“上海教区坐落在全国经济发展最快、充满蓬勃生机的大都市上海。为此，上海十四万天主教徒不但从事着福传事业 ，而且还积极参加国家和社会的建设。信徒们追随耶稣基督，在自己的生活中起了光和盐的作用，从而使天主教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与日俱增。上海教区是普世天主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世界各地的教会有着主内兄弟的手足情谊。近二十年来，上海教区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外国教友代表团或个人，他们有的是来了解中国和我们的教会现况的，有的是来旅游观光或从事与其职业有关的活动的。通过交流，彼此之间增进了友谊和了解。上海教区也先后派出了多个代表团去国外作友好访问或参加宗教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
上海教区拥有“远东第一大堂” ，坐落在徐家汇的主教座堂圣依纳爵堂和著名的佘山圣母朝圣胜地的佘山圣母大殿。一九四二年，罗马教廷敕封佘山圣母大殿为‘乙级圣殿’，并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为圣母抱小耶稣像举行了加冕典礼。同时，佘山圣母大殿也是目前全亚洲级别最高的圣殿。佘山是著名的天主教朝圣胜地，全国各地的教友络绎不绝地前来敬礼佘山圣母，特别是在圣母月里，更是人山人海。此外，佘山还是华东六省一市的修道院所在地。创建于一九八二年的修院，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为中国教会培养了许多神职人员。主教座堂所在的徐家汇，在上海，乃至中国天主教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里不仅有远东第一圣堂，而且，也是天主教文化出版、科学教育等事业的发源地和中心。迄今为止，上海教区仍不遗余力支持为整个教区的信徒乃至为整个中国教会服务的光启社。近二十年来，光启社出版了三百余种圣书和六种杂志，帮助心灵饥渴的信徒获得精神食粮。 此外，上海教区还拥有无数可歌可泣、载入史册的杰出儿女，如徐光启（1562-1633）、孙元化（1581-1632）、许甘弟大（1607-1680）、吴渔山（1632-1718）、李问渔（1840-1911 ）、马相伯（1840-1939）、朱开敏（1868-1960）、陆征祥（1871-1949）、徐宗泽（1886-1947），以及著名的龚品梅枢机。
徐光启（1562-1633），圣名保禄，是明末的科学家，后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一五九六年结识了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郭居静、一六OO年在南京结识了伟大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进一步了解了天主公教的教义。一六O三年，他在南京领洗入教。一六O八年，他邀请郭居静到上海传教，并在家中设立教堂，在其亲友中发展教友，为天主教的传入上海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还热心研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军事、测量、水利等。他一生译著很多，如与利玛窦一起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
马相伯（1840-1939），圣名若瑟 。祖籍江苏丹阳，世奉天主教，十一岁赴上海，进徐家汇依纳爵公学（即徐汇公学）读书。他主张发展科学，振兴实业；他适应潮流，投身洋务运动；他热心办学，成为著名教育家，创办了震旦学院（即后来的震旦大学）和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一九二O年后，退隐徐家汇，从事翻译《圣经》和圣书，整理出版天主教著作。
（Agenzia Fides 2006/09/22 - 字数：2,020；行数：64）